为什么说是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

文/刘仝保

说起北京琉璃厂，不仅在中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就连外国人都会慕名而来。它是明末清初因官员、京外赶考举人在此逛书肆繁盛而起，被历代文人学士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与“京都雅游之所”。数百年来，这里曾经集散、流通和保护了大量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聚宝盆”，促进了中华文明精髓与神韵的延续。

《琉璃厂小志》孙殿起著。

笔者撰写的琉璃厂衡水人情况的部分报刊资料。

对于琉璃厂的缘起发祥，长期以来民间就有“江西帮”“衡水帮”“老山西屋子”等之说，但也均为口耳相传。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时年86岁的我国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发行家郭纪森在中国书店跟笔者的一次谈话中，“引经据典”并用事实和数据进行了有力地佐证后明确提出“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作为文史爱好者的我随即将其通过报端公布于世，成为史上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对外宣称此学说。事实也证明，无论是现在地级市的衡水市还是建专时期的衡水专区，甚至是明清民国年代的直隶衡水县，“衡水”地域上走出了一大批经营古玩字画和古旧书的群体，他们在琉璃厂创立的字号店铺曾占到这条街的半数以上，最高峰时竟超过九成，让琉璃厂成为“琉璃厂文化街”。

这一学说提出20多年来，媒体、学者、政府频频发力已把其做出了影响力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让盐碱地上沸腾起了“文华衡水”和“衡水儒商”的潮水。值此，笔者作为这一学说的挖掘人和首发者，今将其来龙去脉作如下详释，以回应“大儒之乡”的“冀文化”牌。

民国初期少小离乡进“厂”的衡水群体

年，郭纪森生于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郭家庄。15岁时，因家境贫寒离开了私塾，由叔父郭恒利引荐到北京隆福寺的古旧书店稽古堂（枣强人郭乔生创立）当了学徒工，三年后出师做伙计，从此开始了八十年的贩书、鉴书人生。

当时，北京的古旧书店主要集中在隆福寺、琉璃厂、东安市场一带，广安门、后海、西单、东西晓市、打磨厂等也有零星书摊贩售。年，郭纪森被琉璃厂书铺勤有堂（枣强人崔世璋创立）聘为副经理，年，在西琉璃厂从孟庆德手中接过开通书社，自任经理一直到解放后，主营大部头古书和考古类图书。年“公私合营”后并入中国书店，他任中国书店古书店副经理。退休后又被聘为中国书店顾问，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年夏，笔者在北京采访郭纪森（右）。

郭纪森毕生从事古旧书事业，从未改过行，凭借着一身过硬地“过眼学”经手流通的古籍图书难以计数。如今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许多教授的书斋中，几乎都有他所提供的古籍图书资料。

我发现，琉璃厂的衡水籍人士大都与郭纪森的情况相仿，多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衡水境内的滏阳河、滹沱河泛滥，冀枣衡深等地大水成灾，不少人因饥逃荒，孩子到了十五六的年龄要么成为家里的壮劳力，要么外出谋生。在当年，找关系“走后门”去北京琉璃厂却成了一些孩子的“好”选择。其实不然，他们年龄小，文化低，从事的又是艰深难懂的古书业，其历程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没想到，这些为了糊口的泥腿子、毛孩子们很是争气，慢慢从这条街上的贩夫走卒，通往于各地大小书肆，出入于巨贾名流书斋，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他们在搜集整理修复翻印各种古旧书籍中终成大器，成为响当当的“家”，在中国古籍版本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书行元老首提“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

年暑假，尚在读中学的我，在冀州方志办老编辑常来树的引荐下，到北京南新华街与骡马市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拜访了郭纪森，那年他86岁。谈话中先生无意的一句话，让笔者兴奋不已。

“小刘也是咱衡水的！都是老乡。”郭纪森把我介绍给办公室里的老先生们后他继续说着，“是咱河北人奠定了琉璃厂的辉煌，或说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厂，并延续了琉璃厂文化，河北人当中以衡水人为主，就是咱衡水人发祥了琉璃厂！衡水人中又以咱冀州人为多。”我瞪大眼睛，竟不怎么礼貌地说：“什么？衡水人发祥了琉璃厂？您再说一遍！”老先生一愣，以为说错了什么话。我忙解释：“这么爆的料儿，您老继续讲讲。”我这么一说，逗得几位老先生直乐。就像小孩听“古儿”一样，我那么陶醉，继续拖着腮帮子，边听边记。

郭纪森说，当年奉旨篡修《四库全书》直接推动了琉璃厂书肆的形成。由于各地学者云聚京门群居宣南一带，经常有人携伴而行到琉璃厂的书摊搜觅图书阅读资料。随着这次修书的兴盛，书摊陆续升级店铺门店，纷纷请文豪名流起名题匾，北京四九城的古旧书商和古玩字画人等涌进琉璃厂，从此让琉璃厂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街。

“由于河北靠近北京，来往比较便利，自明朝万历年间就有衡水人在琉璃厂经营的古玩字画和古旧书店铺。特别是到了清朝科举废除后就完全取代了‘江西帮’，很多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而来，撑起了琉璃厂的文化时代，延续了其文脉。”郭纪森说，这种传承关系，使得不少衡水人密集来京以买卖古旧书为生，自己就是这么来的，先到隆福寺，后到琉璃厂，先当伙计，后做掌柜。

见我听得入迷，郭老又翻箱倒柜找来一本年版《琉璃厂小志》。这是一部研究琉璃厂文化街沿革演变和古籍版本及市场的重要文献，作者孙殿起是第一位有著作问世的书商。《琉璃厂小志》也是首本由古旧书从业者编撰的史志，与之前文人雅士所述琉璃厂大有不同。

孙殿起（年-年），冀州人。15岁时辍学入京学商受业于宏京堂的郭长林（字荫甫，冀州人），后开设通学斋书店。他经历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朝代。他在经营古籍贩书的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凡经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他对目录学、版本学有了较深造诣，陆续利用工作之余编成《丛书目录拾遗》《清代禁书知见录》《贩书偶记》《琉璃厂小志》等。

百余年来，琉璃厂从业人员中衡水籍人士占相当大的比例。《琉璃厂小志》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中称：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三〇五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第四章“贩书传薪记”中又称：当时琉璃厂以经营古玩字画为主的店铺共一百四十六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六十处，以书画装裱业为主的店铺共十九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十一处……除了《琉璃厂小志》外，明万历年间李诚诰的《海甸行》与清乾隆年间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也均有“衡水人在琉璃厂”的活动记录。近年，衡水市冀州区委宣传部编《琉璃厂的冀州人》序言引用学者研究数据写道：“咸丰末年，冀州人在琉璃厂开设近家店铺，占据琉璃厂总店铺数的90%左右。”

郭纪森也陆续给我引荐了一些人，比如古籍版本学家张宗序（深州人，16岁进琉璃厂。）、马春怀（冀州人，16岁进琉璃厂）、古籍文献鉴定学家吴希贤（冀州人，16岁进琉璃厂）、外文版本学家种金明（桃城人，15岁进琉璃厂）等先生。当时他们在中国书店及北京市文物局从事古籍版本的鉴定工作，也都干到生命的最后。期间，我又结识了另外一些成名成家于琉璃厂的衡水籍人士，如碑帖文物鉴定学家马宝山（桃城人，16岁进琉璃厂）、装裱艺术大家刘金涛（枣强人，12岁进琉璃厂）、一得阁第二代传人张英勤（深州人，14岁进琉璃厂）等。拜访中，我也一一恳求老先生们对郭纪森首提“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一说发表意见，他们纷纷表示赞成，因为他们都是琉璃厂的活资料库。

张英勤先生还将一份签名加盖手章的《一得阁传人史记》赠我，他说：“一得阁是由安徽人谢松岱创办，第一代传人徐洁滨就是深州人，我作为第二代传人于年进厂学徒一直干到厂长退休，长达60多年。”张英勤是领导一得阁时间最长的一位厂长，也是公私合营后的首任厂长。另外，一得阁改制前的董事长也是深州人。

郭老给笔者送来他近年手写的《回忆古旧书业概况》《在旧书店学徒期间学习业务的经历》《古旧书行业兴衰变迁》等16页近万字的影印稿。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资料都弥足珍贵。郭纪森写道：“琉璃厂书业乾隆嘉庆年间以前多系江西人经营……后以同乡关系颇有仿此行者，遂成一集团，直至清末科举废除后，此种集团始无形取消，待江西帮继起者多系河北人，彼此引荐同乡亲族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后来如河北冀县、南宫、枣强、衡水、深县、束鹿等地的人逐渐多起来。”

有人说，衡水人天生爱书。其实历代衡水人都崇文敬古，又地近京都，自然进京贩书成为唾手可及的营生事之一，当然也有不少人从事“线货”生意（土布口袋等）。到孙殿起、郭纪森这代人进驻时，衡水人已站稳脚跟，让古旧书业成为琉璃厂的“规模产业”。

出于新闻敏感和家乡荣誉的考虑，我根据郭纪森的口述和史料记载分析撰写一则新闻稿《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征得几位老先生的同意后，又听取了地方文史专家李功和常来树先生的建议，我将这则千余字的消息通过华北发行量最大的《燕赵都市报》发往全国。尽管稿子发出后，也有不少外地学者对其中的渊源与衍变有些微词，但的确是衡水人撑起了琉璃厂的繁华，使之薪火传承至今。

对于“江西帮”，是指以“金溪书商”为主的“江右书商”。他们最早在琉璃厂开设书铺的书商姓氏无从可考，民间多以“最先在此开设书肆的是一名江西籍举人”。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载，有江西籍书业者身影将近20家，卖旧书的总数仅6家，多售卖新书，对版本目录学的知识所知不多。等到后来雷梦水所著《琉璃厂书肆四记》时，其江西籍人士差不多已绝迹。

而“老山西屋子”是指山西人开的买卖。旧时，山西人在北京开店都是一水儿的山西地方人，铺子里从不见外地人，琉璃厂的德宝斋和英古斋就是山西人所开。

衡水人发祥或打造北京琉璃厂，之前多是河北人口头上的自诩。我查阅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琉璃厂小志》《琉璃厂杂记》以及《文史资料》《出版史料》《发行家传略》《北京出版史志》《北京档案史料》《衡水市文史资料》《冀县文史》等文献资料，均没有出现“衡水人发祥或打造北京琉璃厂”字眼，只是对琉璃厂的部分衡水人开设的字号和事迹有零碎记载。所以说郭纪森是首位提出“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的学者。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国文化报》《藏书报》《北京晚报》《衡水日报》等都在引用“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这一说法。年7月，我在石家庄日报社实习时，通过电话与郭老沟通后再次撰写《是咱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琉璃厂》新闻稿，以二版头条的位置刊发在由石家庄日报主办的《生活早报》。郭老说：“这种说法从未间断过，最近通过查阅大量权威资料和实地详细考证，足可以确凿地说是‘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了。”

“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已成文化现象

从城市品牌的角度来看，这是郭纪森及这一学说对家乡衡水的一大贡献。从此，衡水、冀州两级政府及文化传媒部门纷纷举起“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这面文化大旗，先后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冀州在北京举办了“北京琉璃厂——追寻冀人的足迹”“中国古旧书文化传薪者——琉璃厂之冀州人”研讨会，联合媒体深入采访琉璃厂的冀州人的后人，并编辑整理《琉璃厂之冀州人》专辑。年4月，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北京举行的“文华衡水”大展前言中写道：“晚清以降，衡水儒商走京闯卫，促进了北京琉璃厂的文化兴盛，培育了众多行业泰斗与文化耆宿。”笔者在这个由衡水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展览中，看到了对郭纪森等人的介绍，是以“琉璃厂肆”章节进行专题展示，足以说明了他们在北京琉璃厂和衡水儒商中的历史地位。

另外，在调研中发现衡水有两个村值得一提，一是冀州大齐村，自清末以来走出了包括著名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和刘光启等在内的8名文化人；另一是武强县夹圹村，有5名老艺人在解放后进入荣宝斋工作，如古砚研究专家韩度权、装裱师韩万年等。

如今，“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越来越被学术界认可，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民主》杂志主编关永礼、南京大学教授徐雁、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员赵长海、原衡水市文化局副局长常海成、冀州市方志办编辑常来树等长期将琉璃厂的衡水人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衡水地域文化研究会会长田卫冰挖掘整理的《厂肆衡水帮估史稿》，成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极大丰满了“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学说的意义与内容。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对“衡水帮”有明确论述：“‘衡水帮’是由衡水县人肖秉彝开设论古斋而来。‘衡水帮’的地域概念不仅仅是当时衡水县的区域，甚而也不是今天衡水市十一县市区的地理区域，‘衡水帮’包括当时的南宫、束鹿、大兴、武清等除京师以外贯于直隶全省之人所开设的古玩铺。”

“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提出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构成了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成为这座城市的人文元素之一，当然也一定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产生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琉璃厂文化江山中衡水后继有人

承续着“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的荣光，我在琉璃厂这条百年老街上穿梭过无数次，拜访了老先生及他们的后人，从回荡着的乡音中还能深深地感知到前辈们的之功之德，也目睹了他们百年之后“子承父业”的辉煌。

年11月，吴希贤无疾而终；年4月，郭纪森与世长辞；年7月，刘金涛辞世。我知道，张宗序、马春怀、种金明等也都已离世。除了接触过的这些老先生们，我还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另外一些早于他们故去的老先生：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冀州人）、古旧书人王富晋（冀州人）、王子霖（深州人）、韩斯久（冀州人）、荣宝斋装裱修复老艺人张贵桐（桃城人）和王家瑞（深州人）等等。

先生们纷纷离去后，琉璃厂也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怎么变都少不了衡水人的身影。如今，东西琉璃厂及南新华街上的不少字号里，某些老店的联营柜台、合租商铺中，都不乏衡水人，更有不少老先生的后人依然活跃在父辈们打下的文化江山中，如我一直交往着的马宝山之子、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国庆，刘金涛之子、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裱师刘宪怀等等。

马国庆是著名碑帖鉴定家马宝山老先生的儿子，几十年来，马国庆不仅继承了家学，还在创作中谋求创新。笔者经常与马国庆泡上一壶茶，聊上大半天，亲眼见过他“工作”，大至摩崖碑石，小到甲骨封泥，甚至可以在某件老物件的内壁玩起“盲拓”，用句专业的评价就是“他将高难度的颖拓、造像、浮雕、古墨拓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新的精度。”

刘金涛（右一）与其子刘宪怀（左二）一起修复装裱名画。

刘宪怀（左）在装裱字画。

刘金涛去世后，次子刘宪怀完全接过了接力棒成为“金涛斋”的新主人。父亲的技艺不仅得到了传承，父辈的友谊同样延续下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父一辈、子一辈”吧！他告诉笔者，自己受廖静文先生之托，曾为徐悲鸿旧作换覆背，近些年还受家属和弟子之托，为齐白石、祝大年等装裱遗作。

琉璃厂的衡水人之所以代代相传，是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一种叫“衡水儒商”的精神。今天，站在新时代谈论“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更是衡水人的一种文化自信，意义深远。(来源：新华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