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这三次对

前言

董仲舒约于公元前年出生在广川县，即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司马迁说他“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当时博只是一个名誉职称，并无实际的权和利。董仲舒在家乡当民间教师，“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学生很多，先来的到老师跟前听讲，后来的就只好听师兄的传达，再后来的，只能听传达的传达。有的当了董仲舒的学生，也学习了一段时日，却没见过老师一面。这大概只是最盛的时期所出现的特殊现象，既不能是从来就这么多，也不可能是一直都这么多。这种盛况的出现是有社会原因的。

《春秋》博士儒者导师

汉武帝登基以后，就举行对策，谁对策好，就可以当官学习《春秋》这本儒家的政治学教材，对策有可能取胜。董仲舒又是研究《春秋》水平最高的学者，自然就门庭若市了。学生多了，董仲舒也忙了。另外，董仲舒虽然六十多岁了，但还想参加对策，也需要加紧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和《春秋》经传的思想。大概由于这种特殊的实际需要，董仲舒集中精力为对策作充分准备，以致“三年不窥园”。

即使紧张到没时间窥园，董仲舒仍然遵循礼仪，不敢轻举妄动，“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所以，学生都特别尊敬他。司马迁曾经亲聆教诲，很可能也是董仲舒的学生。他所记董仲舒的事，都是可信的，班固写《汉书董仲舒传》时基本采纳《史记》的内容，又作了一些补充，补充的主要是全文收录汉武帝的三篇制文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

三对天子策，两任骄王相

汉武帝元光元年夏五月，诏贤良对策。全国各地都推举贤良之到首都参加对策。参加对策的前后有百多人。汉武帝首先提出国家兴亡的问题，让贤良们探讨兴亡的原因。董仲舒对策以《春秋》和天来讲自己的政见，首先强调皇帝要“强勉学问”和“强勉行道”，才能提高水平，创立功业。如果不努力，那就会亡国灭身。所以说:“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国家兴亡是皇帝自己决定的，不是天命决定的。其次主张为政“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没有教化，社会风气就不正，所以，所有统治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建议设立太学进行教化。第三建议“更化”，即改革。

汉武帝“览其对而异焉”，读了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奇异又出了题目，统治者主要工作是“力本任贤”。“力本”指努力做好农业生产，农业为本。“任贤”指选拔贤能之士加以任用。各人说法不同，皇帝怎么知道谁是贤人呢?董仲舒第二次对策先是歌颂汉朝功德，接着提出两个实质性的建议:一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就可选拔出贤才这叫“养士求贤”。二是“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不要论资排辈，要重视实际能力和道德。能力强而道德高的可以破格提升，“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德才都差的人，即使任职很长时间了，也只能当小官。

汉武帝又提出天人、古今的问题，说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再作深入研究。董仲舒对策称人受命于天，所以比万物高贵。讲到古今，虽然有兴衰存亡的变化，但是，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天有“分予”，例如有角的动物(牛)没有上齿，有翅膀的动物(鸡)只有两只腿。据此，当官的拿了俸禄，就不应该从事别的职业来增加收入。反对“与民争利”。最后根据《春秋》提出大一统论，认为应该用孔子儒学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是独尊儒术的建议。

对策完后，汉武帝委任董仲舒为江都相。江都是一个诸侯国，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被封到江都当易王。刘非平时比较骄横，又爱好勇力冒险，是个不好伺候的长官骄王。但是，董仲舒依据礼义来纠正易王的错误，易王很敬重他，也尊重他的意见。他们暂时还相安无事。

江都国经常发生自然灾害，下雨多了闹水灾，下雨少了遭灾，有时还下雹成灾。董仲舒根据《春秋》记载的灾异现象进行阴阳推算，来消除灾害。旱时求雨，闭阳纵阴。男人、火、红色都藏起来。女人、黑色、水都放出去。特别是女人，要在旷野上唱歌、跳舞。道理是让女人这种阴去感应天上的阴，天上的阴受到感应就会浓云密布，下起雨来。相反，雨中求晴，则要男人出去活动“止雨”。董仲舒在江都国实行这种方法颇为灵验司马迁说它“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董仲舒刚到任不久江都易王就问起雨雹的问题，他作了《雨雹对》。元光二年，即到任的第二年，他又提出《止雨》。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载:“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当时研究《春秋》的著名学者只有胡毋生与董仲舒。胡毋生，字子都，齐国人。司马迁又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就是说童仲舒比胡毋生高明。由于胡毋生年高，他排列在前，而董仲舒靠后另有一个研究《春秋》的重要人物，叫公孙弘。他是齐国人，向胡毋生学习《春秋》，年龄与董仲舒不相上下，而水平却远不及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明确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但他另有一套本事，那就是善于逢迎拍马善于见风使舵，学术虽然不长进，官运却相当享通，“希世用事，位至公卿”，成为儒生们钦慕的榜样，追求的目标。董仲舒为人廉直，看不惯公孙弘的作风，批评他“从谀”。公孙弘就这样嫉恨董仲舒。

公孙弘当上丞相，位列三公，封为平津候，显赫一世。他向汉武帝建议让江都相董仲舒调任胶西相。他说“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是什么人?《史记五宗世家》，汉景帝前三年吴楚七国反叛被平定以后，刘端作为皇子被封为胶西王。他是汉武帝的哥哥，性恶，胡作非为，多次犯法。朝廷派去的相，二干石级，要按汉法治理胶西国。刘端就想办法找他的毛病，捏造罪名，向朝廷告状。如果找不到任何罪名，就用毒药毒死。千方百计，置人于死地。如果按胶西王的办法治理，汉朝廷“绳以法”，又被治罪。所以，“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公孙弘就推荐董仲舒去这么个胶西国任相，无异于借刀杀人。司马迁认为把董仲舒调任胶西相，是公孙弘阴险毒辣的重要表现。

明知前途多艰险，董仲舒不敢抗命，仍然奉命前往，赴任胶西相。有一天，胶西王刘端问董仲舒，越王与五大夫谋划伐吴取得成功，成为霸主。越王、范蠡、文种，我看可以称为“越有三仁”，你看如何?诸侯国相由朝廷任命，当然要对朝廷负责。职责是辅佐诸侯王治理国家，既是辅助又是监督，就必须与诸侯王协调好关系。胶西王提出这样的问题，意思是让董仲舒辅佐他称霸诸侯。

如果同意，那就违背了朝廷的中央集权制;如果不同意，又忤了骄王的称霸野心。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董仲舒以礼义匡正，作了这样的回答:我智力低下，学问浅薄，不足以解决这么重大的问题。虽然这样，国王问臣，臣不敢不认真回答，这是礼。我听说，过去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如何?”柳下惠说:“不可。”回家后感到纳闷，说:“我听说，谋划讨伐外国，不会问仁人。他为什么问我呢?”仅仅被问还感到羞耻，何况参与谋划讨伐吴国呢?那明显是不妥当的。

根据这种标准来考察，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怎么能有三个仁人呢?仁人要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以说是仁人、圣人了。三王(指尧、舜、禹)就是这样的仁人、圣人。《春秋》所说的道理，是推崇信用，反对狡诈。用骗人的办法取胜，虽然有功效，君子还是不肯做。所以，孔门弟子五尺童子说话都不愿意提到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就由于他们用诈骗的方法取得成功，那是权宜的办法而已，所以不足以在大君子的门里称颂。五霸跟别的诸侯比，可以算贤者。跟仁贤相比，怎么能算贤者?就像类似玉的碔砆石跟真的美玉相比，差的远着呢!

这里的胶西王，《汉书董仲舒传》作江都王。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汉书》的这两句话在宋明时代广泛流传，成为董仲舒有资格当“醇儒”的主要根据，被朱熹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培养儒生人生观、伦理道德的一个目标。

董仲舒这一次对答算是据礼义匡正，胶西王也比较欣赏。胶西王知道董仲舒是很有名望的大儒，没有太为难他。但董仲舒觉得此处并非久留之地，恐怕时间长了，早晚要得罪胶西王，就借口有病，辞职回家。两相骄王，政绩还不错，所以，《汉书》称他“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董仲舒靠自身的行为正派，并据礼义纠正骄王的错误想法，正确的教化在国中实行，使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比较稳定。

主父告朝廷，张汤访陋巷

董仲舒最倒霉也是最狼狈的大概要数被主父偃告状一事。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曾经被“中废为中大夫”。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江都相被职了，回到首都，任中大夫。他对于江都王及江都国的各级官吏有较多了解，对朝廷内外的官僚也都有些接触，大概有自己的看法和忧虑。主要忧虑是亡秦的弊端尚未改掉，而汉朝的皇亲国戚和近臣佞幸骄奢淫逸、横行道，民愤极大。董仲舒就将“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子，高园便殿火”，与天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准备向汉武帝上书，刚写就草稿，大意分几点如下:

首先，《春秋》的道理就是根据以往发生的事例跟现在的事例进行类比推理，就可以知道灾异说明什么问题，表达上天什么意思。其次，《春秋》所记载的灾(指火灾)表达了上天的什么意思，高庙和高园便殿的火灾表达了与当年鲁国火灾的意思致，就是应去乱臣而用圣人，指去季氏而用孔子。最后，董仲舒说，上天烧高庙意思好像说要将皇亲国戚在诸侯中表现最坏的人抓来杀了。高园便殿火灾，意思像说要把在皇帝身旁受宠的尊贵而不正派的近臣抓来杀了。果真这么做了，那就是承天意了。

董仲舒在家里写稿未成，刚被汉武帝赏识，一年提升四次，破格提为中大夫的主父偃到董仲舒家拜访，董仲舒不在。正等候的功夫，主父发现了董仲舒的《灾异之记》草稿，很恼火，因为他正是那种受宠的尊贵而不正派的近臣，是董仲舒建议应该杀头的人选。主父偃偷了这草稿，不辞而别，密奏朝廷，告董仲舒一状。汉武帝召集诸位儒者，传阅草稿，征求意见。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作品，大加批评，认为是太愚蠢了。大概诸位儒者也都赞成这种说法，而新贵主父優和徐乐、严安等人更是猛烈抨击。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决定交给主管刑罚的官吏审判，董仲舒因此坐了监狱。根据以下级诽谤上级、妖言惑众等几条罪名，董仲舒有了死罪。汉武帝念他对策出色，就下诏赦了他，又恢复了中大夫职务。

不久，汉武帝下诏派吾丘寿王去向中大夫董仲舒学习《春秋》。第二年，主父偃被派去齐国任相，不久被诛。董仲舒也许因此又恢复了江都相的职务。元朔五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给公孙弘上书时还自称“江都相”。董仲舒被主父偃告一状险些丧命。一遭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讲灾异了。《春秋繁露》中讲灾异的文章，都是在这事发生之前写的

由于公孙弘的嫉恨，董仲舒从江都相调仼胶西相。因为胶西王刘端骄横暴戾又图谋不轨，所以仲舒辞興回家，惹不起，还是躲得起。董仲舒辞职以后，回到长安的老家居住。他“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家业、财产有限，他只能居住于陋巷之中。不像后来的官吏，“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虽然两任骄王相，官职二千石，仍然不排场。只是一心研究现实问题和儒家经典《春秋》。董仲舒家住陋巷，离皇宫尚近。朝廷如果讨论重大问题不能决定时，汉武帝就派使者去拜访董仲舒，有时还派任廷尉的张汤去他家请教。董仲舒的回答都是有根据的，明确的。

例如，有一次，廷尉张汤受命去问董仲舒关于郊祀的事情。董仲舒说:古代天子最隆重的礼仪就是郊祀，即到城郊祭祀上天。郊祀经常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表明祭天比察百神都早，放在第一位。礼规三年丧不祭祖先，但也不敢废除郊祀，说明郊祀比祭祖宗庙堂重要，也说明天比人尊贵。《王制》说:祭天地的牛，牛角像蚕茧和粟子那么小。祭宗庙用的牛，牛角像握拳那样，不超过四寸。招待宾客的牛，牛角一尺长也可以用。这是说道德越好，牺牲用的牛越小。《春秋》载:鲁国祭周公用白色的公牛，颜色最好是纯白的。准备牺性用的牲口要在涤官里养三个月，重视肥壮和清洁而不贪大。

张汤提出鲁国用白牡祭祀周公不符合礼。董仲舒回答说符合礼。张汤又问，周公是公，怎么能用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呢?董仲舒说，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王业，完成了他们的功业，功劳极大。所以，周成王要报答他，让用白来祭周公，“上不得与天子同色，下有异于诸侯”。董仲舒认为这是“报德之礼”。张汤又问: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鲁是诸侯国，为什么到郊外祭天呢?董仲舒说:周公帮助成王完成圣功。周公是圣人可以祭天道，所以鲁国可以察郊…

结语

董仲舒最后说自己“犬马齿衰，赐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问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诏，奉大对，臣仲舒昧死以闻”。说犬马齿衰，指年迈体衰。赐骸骨，指允许退休。伏陋巷，指自己居住在简陋的小巷里。九卿指廷尉张汤。皇帝派九卿这样高级的官来问关于朝廷大事。以下都是在大统集权下，臣子对皇帝及其使者说的客气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