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发:拂晓哨位(fxsw)
作者:杜灿主编:郑怀盛
杜灿,年生,年参军到团2连,年入党,年提干,历任副班长、班长,排长、代理副指导员、指导员、宣传股长,61师政治部宣传科及组织科副科长、科长,61师政治部副主任、55师政治部主任、61师副政委,军分区政治委员。年6月退休。大校军衔。
年1月,我从宝鸡中学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从此,我开始了36年的军旅生涯。其中,在步兵第团服役近12年,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一段最宝贵的人生经历。
坐上往东去的军列时,新兵们个个心中充满的对军营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但要去的是什么部队却一概不知。直到军列停在西安火车站,我们下车后被带到西安市第四中学新兵集中点,带兵的干部涂指导员才告诉大家:你们来到的是具有光荣传统的步兵第团。
在四中集中的3天时间里,发生了一起新兵“抢”饭吃的趣事。我们这批新兵大都来自农村,那时候家里生活都很贫穷,刚一当兵觉得部队伙食好得很,饭量也比较大,有的新兵一顿能吃6个馒头。头天晚饭时,见馒头不多了,伙房门前各班排队添馒头的人有的便往前挤起来,有的还喊“不够吃,没吃饱”!一个维持秩序的参谋训斥道:“你们吃这么多,谁能养得起”?这下子许多新兵不干了,哄哄嚷嚷与那个参谋吵起来了。
这时来了一位身材矮壮、眉毛浓密、大约40岁开外的首长,他操一口浓郁的山东口音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别着急,稍等一会儿,一定会让大家都吃饱饭,都怪我们今天炊管人员计划不周,馒头蒸少了,再蒸也来不及,已经安排在下面条了”。听了这位首长的话,大家安静下来了。
不一会儿,一大盆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了,大家痛痛快快吃了个饱。饭后连部通知新兵班临时指定的班长们开了个会,回来传达说:刚才给大家讲话的首长就是我们团的张仁杰团长,他就今天吃饭发生的事情,批评了炊管人员和那个讲了错话的参谋,同时给新兵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军队是必须讲纪律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做到令行禁止,有意见时要按级反映,决不允许乱起哄,不许顶撞上级领导。今天大家刚到部队,还不懂规矩,可以原谅。听说今年新兵中不少是“红卫兵”、“革命小将”,可一定得注意,来到部队可不许乱造反!今后不能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刚刚走进军营的时候,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尤其是张团长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方法和他对新兵提出的要求,对我也是很好的警醒。应当说,这是我入伍后受到的第一次教育。
两天后,我被分配到1营2连。连长王永胜兴冲冲地亲自来新兵团把我们接回连队驻地。记得在路上,个子高挑、浓眉大眼的王连长突然在我肩膀上砸了一拳,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过后他又问“什么文化程度?”我回答高中,他笑着说:“嘿嘿,还是个“臭老九'呢”。
指导员魏昌杰给我们新兵上了第一课,他把新兵带进连队荣誉室,指着一面面旌旗和奖状,介绍了团在战争年代屡建战功,被上级命名为“钢铁团”,我们2连和1连、7连是全团赫赫有名的“红军连”,2连还是“战斗模范连”呢。还讲到2班、5班、9班是连里的“尖子班”。过了些日子,2连的第一任指导员、红军老战士、61师副政委姬从周被请回连队,给全连做了一场生动感人的革命传统报告,使我更加感到来到英雄的团和红2连当兵,并被分配到“尖子班”5班,分外高兴和激动,有时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接连寄出去20几封信,与家人、老师、同学一起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初到连队,生活十分新鲜而又紧张。早上起床号一响,全班同志就像弹簧似地坐起来,边穿衣服边在班里的“忠字台”前排好队搞“早请示”,手举“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全连集合出操了。班里小值日留下来,把全班每个人的内务整好,给每个洗脸盆里装满水,把牙膏挤在每个人的牙刷上。大家出操回来洗漱完毕,全连又集合在一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广播。
吃早饭前,要以排为单位整队带到饭堂前,由连值日员统一组织唱革命歌曲,再按次序进入饭堂就餐。饭后小值日还要涮洗饭盆和菜盆,打扫饭堂卫生。上午前两个小时,是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其他时间按上级要求搞政治教育、针对资产阶级“黑六论”开批判会。下午前两个小时,是必须坚持的“天天练”,走队列、拔正步、练射击、练刺杀、练捆绑炸药包、练土工作业、单兵战术、班战术等。
连里每周要安排一次擦拭武器、一次整理个人小包袱,全面打扫一次营区卫生,检查和讲评一次各班的内务卫生和个人卫生。连经委会每周都要定一次食谱,食谱中要吃一顿包子、一顿窝窝头、一顿捞面、一顿油条、一顿小米干饭、星期天要吃一顿饺子,每月要吃一次用麸皮和野菜做的“忆苦饭”,提出一周不吃重样饭。
那时连队的士气特别高涨,一整队就喊番号,一集合就拉歌唱歌,样样工作都搞比赛,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争先恐后,热火朝天。星期天,经连里批准每班可以有两人上街去买东西,上午下午各一人。新兵上街要有老兵带着去。所有外出人员回来都要向班、排长汇报。下午5时,连值日员吹哨清查全连外出人员归队情况,没按时归队的要追查原因,点名批评甚至给予处分。晚上,一般是各班开班务会,回顾、总结、讲评一周和当天的各项活动及工作。一段时间里,还要求要搞“晚汇报”,先由结成“一对红”的两个人在毛主席像前就个人当日的表现进行汇报,然后全班再集中一起,由正、副班长代表全班向毛主席像做“晚汇报”。
连里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提出“处处有歌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晚会”。平常晚饭后、或节假日,经常组织篮球比赛、拔河比赛、跳高跳远比赛等等,有时还与兄弟连队搞文体比赛。对于一个刚刚从中学生入伍的新兵来说,我对这种火热的连队生活感到十分新鲜,十分喜欢,充满了兴趣,每天都觉得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一天晚饭后,2连和3连搞篮球比赛,场边竖的黑板上中间划了一道竖线,竖线一边写的“红2连”,另一边写的3连。我觉得那个“红”字有点扎眼,趁别人没注意,悄悄把2连前面的“红”字抹掉了。这却被3连指导员张治中看见了,过来问我:“那个字是你抹掉的?”我以为自己犯了啥错误,吓得不敢回答,3连指导员转身走出去时说了句“想不到2连的新兵蛋子还有点水平”。
对我教育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参加连里的民主大会。大会由副连长主持,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排长和司务长成一排坐在台上。副连长宣布民主大会开始,代表党支部要求战士们:发言要积极踊跃、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干部要听得进,坐得住,哪怕战士提得不对也不辩解、不红脸,过后不打击报复。
接下来,战士们争先恐后连珠炮似地发起了言,有的说连长平时批评战士爱带个脏字,“实际是在骂人”;有的说指导员和大家谈心太少,战士们觉得“不好接近”;有的说副指导员平时“说一套做一套,作风不扎实”;有的说副连长背地里“爱犯自由主义”;有的说某排长“支左”中与女学生接触太多不注意影响;有的说某排长对待几个班“一碗水”端不平;有的说泔水缸里有整块馒头司务长却装作没有看见······大家的发言“火力”特别猛,有的用词十分尖锐,还有的用词很不准确,一点小毛病就上“纲”上“线”,有的甚至与事实有明显出入,听得我心里突突直跳,暗暗地为他们手心里捏了一把汗。
干部们在台上都低着头拿着笔唰唰地做笔记,有的听到给自己提的意见很尖锐时,禁不住满脸通红,额头上冒出了汗。战士们的发言结束了,副连长下达口令让台上的人起立,这时连长王永胜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我总共记下了大家提的26条意见,我会一条一条认真做检讨的,感谢大家!刚才有的干部脸有点红,说明心还不够红,战士们帮助干部“斗私批修”反对个人主义,发扬了“刺刀见红”的精神,我们做干部的更要敢于自己对自己“刺刀见红”!
指导员魏昌杰接着说:今天的民主大会开得很好,大家“敢”字当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的是好的,至于个别同志也有些偏激,我们干部决不能计较,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今天大家给我提的18条意见,我都记下了。
紧接着,其他每个干部都就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简要表了态。这次民主大会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心里说:难怪我们人民军队能做到官兵一致,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呢。
我们五班班长蔡林传、副班长直正宝,对新兵十分关心,指定班里老兵杜孟华与我结成“一对红”。杜孟华是河北赞皇人,年入伍,文化程度不高,但思想觉悟高,为人忠厚,作风正派,勤朴踏实,样样事情以身作则,我从内心很敬重他,平时一点一滴很注意向他学习。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的年代,西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十分激烈。团“支左”单位基本上在东郊一带,2连先后去国棉3厂、4厂、灞桥热电厂、东方机械厂等国防工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者是去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去的时候人人背着挎包、水壶、扎着腰带,手拿《毛主席语录》本,有时乘大卡车,有时列队步行。到厂子后,呼革命口号,唱革命歌曲,和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车间班组和工人谈心。
一次,2连去西光厂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2排被一群工人包围住,说对方组织这不对那不好,非要排长王福荣说对方组织的行为是“反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行为。班长和老同志们都在向工人们做耐心地解释工作,我也大胆地插了句话:不管哪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对不对,都要用毛主席的教导和“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去衡量!回来后,王排长在队列前表扬了我,说“这个新兵今天表现不错,面对群众话说得对,不会使哪方面抓住把柄”。
下连才3个月,团政治处举办报道员培训班,通知我参加。这次培训班办了半个月,收获挺大的,了解了通讯报道的基本常识。培训班结束时,我被留在团报道组“出公差”,暂不让回连队,由李树荣干事直接带着搞报道。
李干事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干部,平时经常带着我下连队采访,帮我一字一句地修改稿子,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对我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宣传股干事郑怀盛、昝吉康、王永田等,也经常指导我写稿,他们都是团里有名的“笔杆子”,都是很爱学习和钻研问题的人,对我启发和帮助很大。当我听说郑怀盛和王永田都是从2连调机关的时候,我对他俩更感到亲切和敬重。但那时我对在机关“出公差”一直不够安心,总想回到火热的连队生活中去。
5月份,团政治处把我放回连里。正赶上2连和5连奉命接替1连任务军管西安解放饭店。凌晨4时,全连紧急集合,全副武装,从热工所出发,肃静行进,黎明前悄悄赶到解放饭店。5连负责进占1层,2连负责进占6层。排长带领我们2排迅速沿楼梯跑上6楼,从上至下一层一层对一个个房间里住的客人进行了检查。打这以后,我们从早到晚就在楼顶轮流站哨,监视着车站广场。有时白天还3人一组,上街武装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从火车站出发,沿解放路到大差市,再沿东大街向西到钟楼,绕过钟楼后,又沿原路巡逻,返回火车站。
5月20日,陕西省暨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2连和全团一起在新城广场东侧大街上执行维护秩序任务。几天后,有一批复转军人在市革委会门前静坐,2连在王永胜连长带领下奉命迅速赶到现场,3人一组分别与复转军人谈心,反复规劝他们撤走,但无效果。后来王连长传达革委会领导下达的命令,采取强制措施,结束了静坐。
事后,61师政委、西安市革委会主任孙长兴接见了2连,并给每人发了两枚毛主席像章作为留念。年底,2连又奉命撤回原来的住所热工所。
年3月,2连奉命去泾阳县支农,我们2排负责的是姚坊公社,4个班分别住在3个村子里,我跟着排长王福荣住在公社里,主要帮助排长收集全排4个班驻村支农情况。后来全连集中住进泾阳农校,连部文书休假了,指导员蒙恩贵让我到连部代理了一个月文书工作,主要帮他收集全连支农中的好人好事。我抓紧时间把各班长都采访了一遍,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我觉得有很多同志的事迹很是感人,便立即着手写起报道稿子来,经常写到大半夜。有一天晚上写到天快亮时,腿脚坐麻木了,想站起来活动活动,却啪地摔倒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接着写。就这样,我把全连好人好事写成10多篇报道稿,投给泾阳县广播站,全都被采用播出了。蒙指导员十分高兴,还给我记了一次嘉奖。
从泾阳县支农回来后不久,连里宣布我担任5班副班长,可不长时间就被调到营部通信班了。紧接着我又被抽去参加了师里办的通讯报道培训班,一个月后被留在了师报道组。这期间,7连战士宁学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西安火车站舍身抢救红卫兵的英雄事迹传开了,师政治部组织力量大力宣传,《解放军报》派来记者专题采访,住在招待所写稿,叫我跟着负责抄稿,记者写一页我抄一页,经常熬夜到后半夜。科里指定我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宣传宁学金的全部资料,包括全国各地给宁学金寄来的慰问信、毛主席像章等。我一丝不苟地做这些工作,为宁学金是我们团出的一个重大典型而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
年9月,师政治部首长派专人去我的家乡外调我的“家庭问题”。回来后让我回团里去。这意味着由于所谓“家庭问题”的影响,我既不可能入党,也不可能提干了,让我回团就是等于判了我在部队的“死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师报道组回到1营部通信班,营里首长和战友们倒是对我这个长期“不着家”的小兵挺欢迎的。不几天,副教导员唐宋生宣布让我当副班长,不到一个月又让我当了班长。
11月底,营长王永胜和教导员程启新命令我带全班携一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和自动步枪、信号枪住在西安东门城楼上,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个制高点,应付城内外的突发事件。带领全班单独执行这个任务,使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我把全班分成3个战斗小组,我和副班长潘岳林各兼一个组的组长,全班同志除了昼夜轮流在哨位上执勤,还要自己起伙做饭。大家团结一心,在3个多月时间里,始终坚守岗位,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圆满完成了任务,上级首长机关多次来检查都对我们提出了好评。当时团里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好班长活动”,我被营里表彰为“好班长”。
年底,部队全部撤离西安市,转移到长安县。团部驻扎在美术学院,1营驻在杜曲公社,部队开展了“三诉三查”教育活动,掀起了大练兵热潮。我带领通讯班,练利用指北针找点,练射击、投弹、刺杀,练土工作业、捆绑炸药包及爆破,练翻越障碍物,练长途奔袭,练单兵战术动作,全班人还学会了骑马。
一天早晨,我带着全班正在练长跑,迎面遇上了坐车路过的祝允熙团长,他停车一问,听说我们是1营通信班,十分高兴,直夸我们一个营部通信班能抓紧训练,还当场点名把我们的副班长调到团部警卫班去了。
年5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团随同61师移防甘肃,开始了千里徒步大行军。出发头一天,就遇上大雨,到宿营地户县一个小学校时,战士们的衣服、被子早就被雨水淋透了。大家相互帮助把被子里的水拧干,就这样盖着湿透的被子睡了一夜,第二天照常行军。一路上,我不停地帮助新同志和体弱的同志背枪。到第4天时,我的两只脚上打了十几个泡,连脚面上都有泡,走起路来痛得钻心,但我一直咬牙坚持着。
一天早晨出发前,我的背包突然不见了,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营长王永胜笑了起来,我才知道是营长见我每天负重太多,走路一瘸一拐的,怕把我累坏了,趁我不注意,把我的背包让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捎走了。我十分感激营长的关怀,一路上总是替新兵扛着枪。在秦岭中蜿蜒行军20多天后,5月下旬,部队终于到达目的地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了。团部驻扎在镇上,1营营部驻扎在镇附近的阴二里村。当班长的这段时间,是我参军后感到最快乐的日子。
8月,团政治处又下通知,把我借调到报道组搞报道。我感到离年底老兵复员时间不多了,再回通信班可能性也不大了,就决心退伍前安心搞好报道工作,我给自己制定了几条规定:
一是作风要深入扎实,每月一定要用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到连队去采访,以及时准确地搜集报道素材,确保报道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二是学习要勤奋刻苦,养成分析报刊宣传形势和动态的好习惯,力争抓住最有价值的问题和素材写报道,尽量提高稿件的“命中率”;
三是虚心向报道组其他同志学习,和大家齐心协力,积极互助,紧密配合,以发挥报道组的整体力量,把全团报道工作搞出成绩,搞出特色。
当时报道组的同志们都很努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团队意识”很强,不论是谁写的稿子,署名一律是“常整风”,谁也不去突出个人。和我一起先后写过报道的有彭多才、李忠、李铎、张世昌、曹连魁、刘振南、安晓平、张海阳等同志。他们个个勤奋好学,工作积极努力,为团里报道工作做出了贡献,也从许多方面对我有很大帮助。他们后来在不同岗位和战线上都事业有成,有的走上了我军高级领导岗位,是我终生难忘的战友和学习的榜样。
为了培养新人,不断发现人才,每年团里都要举办一期报道骨干培训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团在《人民军队报》和《解放军报》上见稿数质量都比较突出,对部队建设发挥了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团报道组连年被师、军政治部表彰为“先进报道组”,受到表扬和奖励,我本人也先后立过4次三等功。
除了写报道外,我经常积极主动地承担股里和政治处首长交给我的起草电报、写总结报告、写典型经验、写领导讲话稿等文字材料的任务,如1连团支部工作经验材料、2连和4连党支部建设经验材料、3连拥政爱民的经验材料、5连“夜老虎”训练的经验材料、7连学习宁学金的经验材料、3机连连长王光才做“革命老黄牛”的事迹材料、重炮连“双防”工作的经验材料、2营党委“一班人”读书学习的经验材料,以及团里树立的许多“好班长”的事迹和经验材料等,都先后被师、军或兰州军区政治部转发。
这段时间,我精神上却始终承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家庭问题”:从“文革”开始,村里一些“造反派”就闹着要给我家升成分,因此使我在部队一直入不了党、提干部更无希望。领导对我尽管很关怀,但也没有办法,外调不知搞了多少回,对我的“家庭问题”都做不出结论,本来在年6月,连党支部就准备把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了,可后来一直拖了下来。同年入伍的一些同志,有的不但早就入了党,而且已经担任了连级干部,我却一直是个“民主人士”。
年年底,我被确定复员,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表也填过了。这时原团老政委、师政治部王德声副主任给团里打来电话,点名要团里把我作为报道骨干保留下来,暂不复员。就这样,我就继续在报道组写报道。
年4月,政治处主任程其新带了两个干事和我到给师部施工盖房子的5连去蹲了一个月点,回来后亲自提议党支部研究发展我入党的问题。副主任高兴荣、赵连侠、张庆元也都同意。党支部指定由股长杨官文、副股长黄文忠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年7月3日,党支部召开大会,一致同意接收我入党。可报送到团直属队党委审批时又遇到了问题。团直5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党委委员,他们大都对我不太了解,尤其是一听我有所谓“家庭问题”,都觉得不好表态。政治处程启新主任和张庆元副主任便分头去找团直党委委员们,一个一个介绍我的情况,并说明:政治处党支部完全是按照党员条件和根据本人的实际表现发展党员的,农村里搞“运动”的情况十分复杂,杜灿所谓的“家庭问题”长期调查查不清楚,就是调查清楚了,顶多是个家庭成分问题(注:我家本是中农,文革结束时仍然是中农),根据本人实际表现和组织上的长期考察,也不该影响本人政治上的进步(在此期间,师政治部王德声副主任向江修惠主任报告了杜灿能否入党的问题,两位首长指示组织科研究拿出意见。组织科长王玮珍带人去团考察,回来报告后,政治部两位领导两次修改,向团党委正式发函电,说明根据党的“讲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杜灿同志的家庭问题不影响本人入党——郑怀盛注)。经过他们这样做工作,团直党委第二次开会审议时,一致通过了批准我入党的决议。
按照那时的党章规定,没有预备期,我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加入党组织,是我人生道路上成长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给了我为部队建设做贡献的无穷力量和信心。我永远都衷心地感谢程启新主任、赵连侠、高兴荣、张庆元副主任,宣传股杨官文股长、黄文忠副股长,组织股马长河股长、米万福副股长、保卫股胡瑞伦股长,干事赵世儒、沈丽常、钱梦庚、张志轩、昝吉康、王永田、刘永贵、张学谦、田长才、张世昌、刘振南和政治处党支部全体同志,以及团直党委对我的关爱、教育、信任和鼓励。
眨眼到了年终,我当兵已满5年了,我想这回复员没有任何疑问了,做好了复员的一切准备,要求自己珍惜最后的每一天,尽量在复员前为部队多做些贡献,多写几篇好稿子。一天晚饭后,我和往日一样正趴在桌子前写稿子,团政委祝允熙和主任顾汉根来到报道组,见了我,祝政委说:“杜灿,你的问题解决了!”见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又说:“你的提干问题团里先后向师里报过五六次,都给打回来没有批准,这回总政发了个新文件,我们团一级有批准提排干的权限了,经团党委研究,已经通过了你的提干问题。你的提干很不容易啊,你一定要好好地干!”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又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还真的会被提成干部,没想到马上就要复员时会出现这么突然的变化,没想到团党委和团首长会如此关心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报道员。我心里暗暗地想:决不能辜负团党委和团首长对我的期望,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和干部,终身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
年1月初,团里正式宣布了我的提干命令,先是1营营部书记,后又改为2连2排长,还没有去报到又改为1连3排长。我在1连当3排长1年多时间里,负担的任务是为兰州军区图库施工。期间有这样一件事:团里派干部股长钱梦庚带着5连指导员罗久源、9连排长李广成和我,一行4人,代表团党委和首长,前往上年遭了灾的河北省衡水地区景县和唐山市迁安县、丰润县、滦县,专门走访慰问了几十个干部的家属。那时农村是工分制,虽然政府对军属也有一定的照顾,但我们军属家中缺少男劳力,生活普遍比较困难。可是每个家属那种吃苦耐劳、自力更生、支持自己丈夫为国服役的精神却很感人,所到之处给我们走访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整个慰问走访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回团后,我把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代表走访组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做了汇报,大家对这次慰问走访反响很好。
年3月,团里把我从1连调回宣传股当干事,先搞了一年报道,后负责搞教育。股长黄文忠已经转业了,杨官文股长从2营教导员调政治处当了主任,宣传股工作由副股长佟德才主持,另一名副股长沈丽常主要负责文化工作。股里另外3个干事个个比我兵龄老,我既很注意尊重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也能够积极大胆工作,和大家愉快相处团结共事,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也完成得较好,师和军《政工简报》经常转发我团宣传教育方面的经验材料。仅年,我下连队搞过4次教育试点,师、军转发我写的材料就有10篇。
年4月,团领导让我下连到5连4排代理了一个月排长,紧接着又代理了两个月5连副指导员。这次代职,使我对基层连队加深了了解,对基层干部的工作加深了理解。12月,佟德才副股长转业了,沈丽常副股长年龄偏大,团里破格提升我当了宣传股股长。这又是我自己没有料想到的事。团党委和团首长的关怀与信任,使我觉得有用不完的力量,每天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股里大小事情都亲自干,真恨不得一天干完几天的事情。
年5~7月,团领导又让我下到2连,代理了3个月指导员。当时2连在执行营建烧砖的任务,干部或休假、或出差、或外出参加培训,只剩下司务长徐信和在位,各排都指定了一名班长负责,管理有点松散。我到连里后,首先抓紧时间了解熟悉各方面情况,重点抓了班长培训和伙食管理,和每个班长谈了一次心,同时每天都坚持到工地上和战士们一起干活,确保了烧砖任务的完成。这次代职使我深深感受到,基层官兵是最辛苦的,在连队当好一名主官是相当不容易的。代职时间太短使我感到有点遗憾。
年7月,上级发来调令,要我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副科长。由此,我离开了抚育我成长进步12载的团。政治处主任聂瑞枢亲自组织了茶话会欢送我,团政委王玮珍、副政委杨官文都来参加并讲了话,首长和同志们都热情洋溢地勉励我到师机关要好好地干,为团争光。
回想自己在团所经历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我心潮滚滚,难以自禁。在欢送会上我十分动情地表了态:团党委、首长和战友们、同志们对我的关爱太深了,对我的教育太深了!对我的恩惠太深了!我在团这12年,是我终生难忘的12年!我对抚育我12年的团有着特殊的感情,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我永远都会记住自己是从团走出来的!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团的!
时光荏苒。以后的岁月里,我回团去的次数也数不清了。每次回团,我都感受到异样的温暖和亲切。年10月,上级任命我离开野战军部队去商洛军分区当政委,我携老伴特地从师部赶到团驻地告别,团长、政委等领导和机关、部队同志们热情款待了我。退休以后,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想念最多的是在团度过的时光。可以说,在团的一段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最有价值、最为珍贵、最值得回味的经历,任何时候想起团,我都觉得格外光荣,格外激动,格外亲切!还是那句话: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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