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胡服骑射雕塑。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铜雀三台遗址公园。赵华彦摄
河北祖冲之中学校门。陈军摄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燕赵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河北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不仅产生过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而且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巨匠。
这里，涌现了赵武灵王、荆轲、荀子、董仲舒等千古传颂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将锐意改革、重信尚义、忧国忧民的正气和责任感深深地烙刻在燕赵大地上，也塑造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
这里，书写过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邺下风流”，也记录过盛唐边塞诗的慷慨雄浑，还孕育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元曲作家，并见证着他们走向元曲创作巅峰。
这里，同样盛产科学家，郦道元、祖冲之、郭守敬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科学巨匠，不仅在当时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至今仍闪耀在我国科技发展史的灿烂星空。
他们，最早塑造出
这片土地的精神气质
彪炳史册的改革者
年7月25日，邯郸市博物馆。
三匹青铜马，一匹仰头行走，一匹低头伫立，还有一匹正在低头觅食——它们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20厘米高的它们乍一看不算抢眼，但却被视为战国邯郸最具代表性的展品。
仔细观察，它们尾巴打结、肌腱隆突、马颈有力，与一般青铜马的“画风”大不相同。事实上，它们来自多年前的战国，都是驰骋疆场的“成年战马”。
三匹“成年战马”，使邯郸这个传统农耕城市“胡服骑射”的历史，跃然眼前。
在中国历史上，“胡服骑射”被视为“改革”的某种源头和代名词。而这辉煌篇章的创造者，便是威名赫赫的赵武灵王赵雍。
历经多年风云涤荡，这位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至今令人折服。
公元前年的一天，赵国朝堂。
赵雍当天的装扮令众大臣一脸错愕，只见他一改国君高冠大袖、飘逸潇洒的装扮，身着短衣窄袖，腰系装饰着金钩的皮带，还脚蹬皮靴，一身胡人打扮。
震惊接踵而至。当天，赵雍正式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这，便是被载入史册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成为胡服骑射的推动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站在一张中国地图前，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的手指自今辽宁绥中县海滨，一路向西南划过，然后过北京和太原之北，一直到今山西河津龙门山一带。
这便是著名的龙门—石碣线。
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划定了这样一条西周时期的农牧业区分界线。
“此线以南的三个经济区为农耕区域，以北的地区为畜牧业区域。赵国在地理上恰恰处于中原文化圈和北方文化圈的接合部。”郝良真解释道，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赵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意识形态、文化面貌以及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赵文化成为一种典型的多元文化，也推动赵国走上了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的道路。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疑便是多元文化融合之举。
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即位时，正是各国间兼并战争频发的时期。
在与游牧民族长期交战中，赵武灵王看到车战的笨重和骑兵的便捷，意识到必须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决定改变作战方式，最终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
然而，“胡服骑射”举措一经提出，便在赵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对。
因为这并非仅仅换套服装那么简单。
胡服骑射的一系列改革，既挑战了赵国高层旧臣的尊严，更损害了其利益。伴随“骑射”推行的军功爵制，全依军功大小确定身份高低，意味着将彻底废除旧士卿的世禄制。
但赵武灵王仍力排众议，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赵国全面推行“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底气，不仅是对自身政治判断的自信，更源自对赵国改革传统的深谙。
在今天的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赵国故事展厅，毗邻入口的第一个展柜，展示着两口直径30厘米左右的铜鼎。
事实上，赵国的改革历程，正是从“鼎”开始的。
公元前年冬，春秋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率领晋国军队在今天的河南中北部汝水之滨修建城防工事，他们向晋国民众征收“一鼓铁”铸造铁鼎。
但与一般的鼎不同的是，这口鼎被铸上了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
赵鞅，便是后来的赵简子。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赵简子“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我们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以加强专制统治。赵简子把刑法条文公布于国之重器上，在开启民智，以至打破旧的政治格局、推动社会改革进步方面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赵简子、赵襄子父子被誉为赵国的实际开创者和改革的先导。简子执政后，不仅铸刑鼎，还在经济上调整剥削量，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在军事上，实行了奖励军功、释放奴隶等措施。这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改革。”郝良真介绍。
孙武在《吴问》篇中就曾说道，在列国中，以赵国的亩制为最大，且公家又不加税收，使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既“富民”又“固国”。由此，孙武推测将来晋国的天下要归赵。
而这些改革，比我们熟知的商鞅变法，早了多年。
“赵国号称‘四战之地’，处在周围诸侯势力和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在丛林法则支配的时代，赵国在长期的发展和进步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崇尚开拓、尚贤与合和的赵文化。”郝良真指出。
也正是这种文化锐气，驱使着赵国历任君主一直在图谋开拓，保证了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东方强国地位。
赵国的疆域图便是最直观的证明。
在一张赵国疆域图前，郝良真的食指首先落在了今天的晋东南一带，这便是赵氏早期的势力范围。
“赵简子可以看作是赵国的总设计师，他为赵国制定的‘东击北进’策略，是赵国发展的蓝图和脚本。”郝良真介绍，赵简子时期，他率军伐卫，攻占邯郸，实现了向东发展的目的。为了避免同东南魏、韩势力的冲突，又进一步采取了北进战略。
这一战略，被赵国历代君主接力实现。
为保证“东击北进”战略的继续推进，在选立继后问题上，赵简子看中了赵襄子深谋远虑，怀有兼并代国的志向，于是便打破嫡传血缘的传统观念，立“翟婢”所生的赵襄子为太子。赵襄子果然在简子死后不久，便兴兵平代地，实现了攘代北进的战略意图。
后来的赵烈侯，也是注重人才的明君，破格重用了荀欣、徐越、牛畜等一大批人才。
赵敬侯时，赵迁都邯郸，占据富庶地区，兴兵伐魏击齐，攻击北部的中山国，从根本上巩固了以邯郸为中心的战略地区。
待到赵武灵王执掌赵国，“东击北进”得以全面实现。正如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胡服骑射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壮大了国力，使赵国相继攻灭了中山，打败了林胡、楼烦，在战国中后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就这样，赵武灵王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彪炳史册。
而他的惊世之举也令开拓进取、兼容并蓄最终定格为赵文化最鲜明的内涵。
慷慨悲歌的诠释者
公元前年，易水河畔。
寒风萧萧，天低云暗。
一位壮士即将踏上险途。
他，就是燕地慷慨悲歌的代表人物——荆轲。
易水河畔，荆轲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把燕地慷慨悲歌的精神推到了极致。
荆轲，战国末期卫国人。卫国在诸侯兼并战争中被灭国后，他才游历到燕国。
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燕国人，千百年来，却为何被视为燕赵风骨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荆轲虽不是燕国人，但多年来，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侠肝义胆，一直为历史深深铭记。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燕文化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精神取向。”我国第一部燕文化研究专著《燕文化》的作者、中共保定市委党校教授杨玉生表示。
燕国疆域辽阔，鼎盛时期国土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占据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
虽然面积很大，但这里山高气寒，水冽土薄，山石块垒，危峰雄峙。
基于这样的自然禀赋，和建立在社会经济繁荣基础之上的赵文化不同，燕文化更像是一种苦寒和局促压抑激化的结果。
“燕国在西周前，已有千余年商代子姓燕国的辉煌历史。但姬姓燕国建立后，全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迁到了关中的丰镐，使燕国由畿辅之要沦为边僻之地，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燕国一直一蹶不振。”杨玉生介绍。
史料记载，燕国君主的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谥；自燕惠侯以下，有谥无名。连国君的世系都没有完整的记载，可见其史事的渺茫和混乱。
此外，当时的燕地战争频仍。
在今天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中，两个约5米宽、2米高的大展柜尤为醒目。一个展柜中，30多把木柄铜戈散发着坚硬冷峻的气息，直指天空。另一个展柜里，上百支利箭，以射出的姿态占据了大半个展柜，旁边则是20多把锋利的长矛。
多年前，燕人就是用这些武器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
正如布展所要传达的主旨，燕地是农耕方式与北方草原游牧方式斗争最为激烈的前沿地区，而战争是斗争的重要方式。
“燕国是两种文明长期拉锯的前沿地区。一方面，它促进了民族融合，燕地人口中各民族血缘融合的程度在当时各国中是最高的。另一方面，金戈铁马，狼烟报警，战争对燕地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杨玉生表示，正是战争的环境促成了燕地民众寒峻刚强、苍劲剽悍的气质，形成了燕地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等独特的精神风貌。
生不求财，死不惜命。好气任侠往往与慷慨悲歌相联系，宁可弃利甚至杀身也决不丧志辱身。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将燕国民风概括为“民雕捍少虑”。
“正因为太子丹的诚信与荆轲的志向契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局促产生出的激变，表现了燕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所以荆轲被视为推动燕地慷慨悲歌文化风格形成的代表性人物。”杨玉生分析。
在荆轲刺秦的故事中，豪壮的不止他们。
田光是燕国隐士，荆轲便是由他举荐给太子丹。因太子丹嘱咐他不要泄密，田光不惜刎颈自杀，以消除太子丹的顾虑。
燕国灭亡后，荆轲的好友、燕国人高渐离也因刺秦行动的失败而失去生命……
就这样，他们用侠义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武塑造了燕地“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
秦汉之际，燕、赵之风相互融合，燕地的“慷慨悲歌”由燕地铺陈为整个燕赵大地的底色。秦灭六国时，燕赵两国的反抗最为激烈，局面也最为悲壮。苏秦合纵、长平之战，都为“慷慨悲歌”做出注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其言赵和中山民风时便提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说燕时，又言“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
而在后世，“慷慨悲歌”便被视为燕赵这一整体文化概念最鲜明的性格标签。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一篇名为《送董邵南序》的文章中开篇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也正因此，贯穿多年的历史，荆轲一直作为英雄，被燕赵大地铭记。
年7月，易县荆轲山一片苍翠。
山顶上，一座20多米高的古塔形如利剑，直指苍天。
这，就是荆轲塔。
荆轲塔下，还保存着燕太子丹当年为荆轲所建衣冠冢。辽乾统三年在荆轲衣冠冢上建圣塔并寺院，之后历朝历代皆有重建修葺。
多年过去，燕国与赵国的往事已随时光远去，但锐意改革、重信尚义、忧国忧民的正气和责任感已经深深刻入燕赵厚土的基因，并最终沉淀成整个中华民族所推崇的价值取向。
儒学复兴的推动者
公元前约年，一个年过半百的邯郸人来到齐国临淄，进入著名的稷下学宫。
此时，正值稷下学宫鼎盛时期，“诸子百家”各学派的学子们在此争鸣，可谓群英荟萃。这位邯郸大儒却因学问高，“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举为祭酒，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袖。
他，便是继孔、孟之后，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荀子。
今天提到荀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性恶论和荀子劝学。但事实上，先秦时期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一代宗师，才是对他更为准确全面的评价。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礼”的传统，并以“礼”为基础，引法入礼，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他的“礼”强调道德的内在约束，而“法”即法律、制度的外在约束。
“荀子对‘法’的重视，与赵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邯郸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张润泽介绍，先秦时期的三晋之地，向来被学术界称为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和输出港。三家分晋建立的赵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培养出慎到这一“巨子”级的法家代表人物。这不仅深深影响了荀子，铸就了他根深蒂固的法治观念，也成为荀子援法入儒、引法入礼的文化潜因。
也正是基于荀子对“法”的重视，他的两个入室弟子韩非和李斯，分别成为先秦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和秦国法治的实践者。
除了融汇法家思想，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还曾说，荀子“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
“战国到西汉前期，‘儒分为八’，孔子学说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不仅继承和创新了孔子仁政思想，而且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学与时俱进，成为更符合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荀子学说。”张润泽表示。
众所周知，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最初在齐鲁大地孕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儒学发展在后世曾经历几次大的危机与复兴。而河北恰恰在儒学复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荀子只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一时间，众贤良齐聚长安，应诏对策。
对策，是指皇帝下诏提出问题，被问之人以作文章的形式回答。
汉武帝先后下了三次提问的诏书，每篇诏书都提出了一大串问题。不言而喻，他急于通过策问，找到一个可靠的未来的治国方针。
一位来自广川（今衡水景县广川）博士的对策，令汉武帝这位“阅卷人”眼前一亮。
这位博士，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诏书的回答，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帮助汉武帝完成了治国思想的确立。
今天我们提到董仲舒，首先会想到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三纲五常”中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精髓，无论对加强西汉中央集权还是对当下的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秦朝先有焚书之举，后又坑儒之祸，再有‘挟书令’苛政。三者齐下，儒学遭遇灭顶之祸。汉初信奉黄老之学，隐于民间的儒学星火毫无地位。”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常务理事董书尧介绍，董仲舒使儒家由民间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走向。
因此，董仲舒被誉为中国儒学复兴第一人。
“儒学从曲阜出发，在燕赵大地复兴。这样说，一点不为过。”在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教授曹迎春看来，燕赵之所以能在儒学复兴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绝非偶然。
“儒学复兴，一定是创新性转化发展的结果。”曹迎春解释，燕赵之地纵跨中原华夏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两个文化圈，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交融与互摄，奠定了极具开放进取意识和兼容并包精神的文化性格，为儒学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如果说，荀子和董仲舒是用融合创新复兴了儒学，另一对河北大儒毛亨、毛苌，则用薪火传承，使得一部经典的儒学典籍流传至今。
这，便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典籍之一。孔子曾用“不学诗，无以言”强调《诗经》的重要性。
年9月16日，河间，细雨蒙蒙。
在河间府署一座名叫“诗经斋”的小院里，原河间市文化局局长、诗经文化学者田国福展示着他的藏品——多个版本、多册、占据了满满几面墙的《诗经》典籍。它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世界之最。
“如果当年没有毛亨、毛苌叔侄隐居河间，恐怕我们现在就读不到《诗经》了。”田国福说道。
田国福说，孔子删定《诗经》后，汉儒对《诗经》的阐释与传承，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但最终只有毛诗流传了下来，成为《诗经》的唯一传本，并成为后世解诗的依据。这其中，毛亨、毛苌对毛诗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亨，祖籍邯郸鸡泽，学于荀子，可以说是儒学正宗。可惜《诗经》传至他时却遇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于是，毛亨携带家眷一路仓惶地从鲁地逃到河间隐居，直到汉惠帝撤销了“挟书令”，他才再次整理《诗经》，并写就了我国最早的诗学理论著作《毛诗故训传》。
后来，毛亨将《诗经》传给侄子毛苌。对《诗经》颇有研究的毛苌，得到了河间献王刘德的尊重，他不仅封毛苌为博士，还修建日华宫、君子馆，供毛苌讲经授学，传习弟子。
就这样，在儒学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毛亨、毛苌叔侄的接续传承，不仅使《诗经》得以保存，还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河间一时成为全国儒学文化复兴基地和传播、研究中心，毛诗得以广泛流传。
不止于此，他们也令《诗经》找到了深厚的传播土壤。
毛亨、毛苌设馆教习时，常常采用吟唱的方式来传授《诗经》，音韵抑扬顿挫、疾徐合节，《诗经》不再仅仅是文人士子才能接触的阳春白雪，也像“流行歌曲”一样传唱于河间广袤的田野和村庄，成为“河间歌诗”的源头。
直到现在，河间依然有人可以通过歌诗的形式把《诗经》唱出来，曲调悠扬，诗声朗朗，尽现当年毛诗风流余韵。
他们，挥写出
这片土地的风流文采
开启文学自觉的“邺下风流”
建安十二年（公元年），一位乱世枭雄立于碣石山巅。
眼前，大海茫苍，山岛耸立，丰茂的草木在萧瑟秋风中摇曳。
大概只有这般雄壮开阔的意境，才能激荡起他此刻内心的共鸣。
此次，他率大军从邺城出发，长驱北上，远征乌桓，将袁绍残余扫荡殆尽，一统北方。
他，就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
在这里，他写下千古名篇《观沧海》。
曹操素以政治家、军事家著称，但在文学上同样颇有建树。他虽不是河北人，但在河北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文学遗迹，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东汉末年，群雄并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促使文人一改两汉润色宏业、铺张夸饰的赋体文风，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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