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三年(年)秋,隋炀帝出巡到达西北边塞城榆林(今属陕西)。这里是隋朝长城的重要关口,万余民夫正在加固长城。为了迎接炀帝驾临,督工强迫民夫日夜修城、修路,民夫食不果腹,塞上冬来早,民夫还没有穿上棉衣。饥寒交迫,昼夜不得休息,更加的是有病不能医治,民夫死者“十之五六”,运尸的车子,相望于路,其景况惨不忍睹。榆林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到处张灯结彩,各街口戏台高筑,盛陈百戏,伶人纷纷献艺,鞭炮齐鸣,炀帝行宫内外,正举行盛大宴会,款待地方官员和前来朝贺的突厥使者数干人,歌舞升平,好不热闹。

对这种不管百姓死活而一味粉饰太平的做法,随驾的几位老臣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出于对社稷、对皇上的一片忠心,接连上奏请停止这种不必要的粉饰活动,减少巡幸开支,救济灾民,放缓加固长城的进度,使民夫得以休息,但均被炀帝拒绝了。几位老臣忧心忡忡,感到这样下去,危亡指日可待。进谏不纳,他们便转为“私议”,讨论妥善办法,让炀帝采纳臣下的正确建议。这本是出于忧国忧民,但佞臣们却视为“为臣不忠”,“谤讪朝政”而告于炀帝。炀帝大怒,“私议”者受到严惩,他们有的被杀,有的流放、有的贬官。其中一个被杀的,就是被隋文帝誉为“老槐树”的直臣高颎。

高颎,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东)人。高顾精明强干,多谋略。杨坚辅政时,他和李德林等就支持杨坚,并主动到前线平定杨坚的政敌尉迟迥发动的叛乱,杨坚“撤御帷以赐之”。杨坚“受禅”为帝后,即拜高颖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宰相),先封爵为渤海郡公,继又封齐国公,并累加其它军政要职,朝臣“莫敢与为比”。他先后荐举韩擒虎、贺若弼、苏威、杨素等人,后均成为名将名相,文帝赐他千里马以奖之。隋朝建立后,他降服突厥,平灭陈朝,随军谋划,高瞻远瞩,屡建奇功。隋朝的制度,则更是多为他制定。所以,文帝杨坚一直对他十分器重、依靠。

高颎“办公”的方式也很独特,常坐在朝堂北一株老槐树下,听取各方各地汇报和决断军国大事。这株老槐树高大参天而“不依行列”,有关部门要伐掉它,文帝得知,“待命易去,以示后人”,即把他与老槐树相比,让人们向他学习。因他对隋朝的功劳特大,文帝赏赐给他的荣誉和金银财宝等物“不可计数”,对他的生活也极其关怀,其妻病重时,多次派人看望,络绎不绝,文帝还“亲幸”其家,亲切问候。

这样一位帮助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又统一中国,治理国家,立有头等大功并获誉“老槐树”殊荣的开国名相,结局为何如此悲惨呢?

这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对高颎屡进谗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北周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其姐是周明帝的皇后,其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杨坚当了皇帝,立她为皇后。文帝对她一向“宠惮”(害伯),言听计从。独孤皇后确有不少长处:生活俭朴,关心士兵,尊敬长者。

然而,独孤皇后性情特别“妒忌”。一是对丈夫的私生活管得特严,二是不允许别人对她有不好的评论。她下令不许宫中有胭脂,口红、“胡粉”之类的化妆品,以免宫女打扮漂亮招引文帝。但一个占有“三宫六院”的皇帝怎能绝对做到。事有凑巧,偏偏文帝当年夺取帝位的最大政敌尉迟迥的孙女不知怎么也弄到后宫里当了宫女。

一次,文帝在仁寿宫见她十分年轻美貌,当晚就叫她伺候过夜。皇后得知后,恨得咬牙切齿,就趁文帝上朝,把这个宫女杀掉了。文帝退朝回来,不见宫女,听说被皇后所杀,不由大怒,一气之下,独自骑马从宫苑出走,直入深山30多里。高颎、杨素闻知,赶紧骑马去追,挡住文帝的马头,苦苦相劝。经高颎等一再恳求,直到半夜才回到宫中。皇后自知闯了祸,也不敢睡觉,守在门口等候。见文帝回来,一边恳求原谅,一边流涕,并叫人摆上酒菜,请高颎等人也一起吃酒。席间,高颎又百般调解,文帝终于原谅了皇后,酒席极欢而散。

本来,这事皇后对高颎十分感激。高颎之父高宾当年又是皇后之父的亲信部下。后来,皇后之父为朝廷所杀。因其家遭难,故她常来往高家,两家关系很好,后赐高颎家姓独孤。连文帝也不呼高顾的真名实姓,而称之为“独孤公”,亲切地把高颎看作皇后娘家的人。远恩加上近情,应是好上加好。可惜并非如此!当皇后得知高颎把她说成是“一个女人”时,不由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高颎对她有意贬低和蔑视。

此后,皇后就常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开始,文帝并没有认真对待,但不久,高颎的妻子贺拔氏死了,皇后对文帝说:“高宰相丧妻不幸,陛下怎能不为他再娶一个呢?”文帝一想很对,就把皇后的话转告给高颎,表示希望他再娶。实际上,皇后是想在高颎身边设个耳目。

高颎听到这一消息,感动得泪珠夺眶而出,但是最后还是推辞了。文帝倒还开通,爽朗地说:“那就不勉强你了。”但事后,皇后却借机进谗,说高颎实际是不听君父的话,他有失“为臣之道”。文帝这时嘴里虽没说什么,但心里对高颎也不满意。

独孤皇后是个既爱“管君”又是一个“护子”的人。为此,也惹出多少是非。不久,文帝无故要讨伐辽东的契丹,高颎固谏不可,文帝不听,最后还是派汉王杨谅挂帅出征,但因汉王年幼,军事上全部委托给高颎负责。结果,因天降大雨,疾疫流行,战争不义,无功而还。这对文帝来说应该是个教训。事实证明高颎的意见正确。可皇后却说:“高颎一开始就不愿去,陛下勉强派他去,他不得不去,我早就知道不会成功!”把责任全部推给了高颎。其实,进军中,因汉王的意见他多不采纳,却引起了汉王对高颖的怨恨,因而回军后,汉王向皇后哭诉说:“儿在军中没被高颎所杀,就算幸运了。”皇后把这话传给文帝,文帝对高顾更加不满和猜忌起来。

皇后对高颖由进谗言到嫉恨,由个人恩怨到围绕废立太子的斗争,使这一斗争发展到最高峰。

文帝初即位,依封建宗法制原则,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然而,皇后和文帝在五子中最喜欢的却是二子晋王杨广。杨广极善伪装,给父母以“仁孝”和“不好声妓”的好印象,他又常被文帝派外出征和办事,立有一些功劳,再加买通了杨素,为他在文帝面前说好话,还造了其他一些舆论。而太子杨勇深居东宫,朝中有其父皇“勤政”,显示不出有何大的建树。文帝、皇后遂起废勇立广之意。当文帝征求高颎的意见时,高颎跪曰:“长幼有序,不可轻废”。此事也就暂时作罢。偏袒杨广的皇后,便想方设法除掉高颎,废掉太子。

正巧,不久太子之妃元氏暴死,皇后就说是与高颎有联系的太子爱妾云氏所害。真是一箭双雕,既要文帝治罪高颎,又要借机废掉太子。结果高颖由于贺若弼等人作保,虽“无罪”免职,但不久,太子被废。仁寿二年(年),皇后病死之前,终于立杨广为太子。皇后死了,再也不能进谗言了,但杨广对高颎的态度可想而知。

促成文帝对高颖由疏远到罢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同僚们见高颎地位显赫,权倾朝野,不少人也早就有嫉妒之心。现在,同僚们见文帝不再信任高颎了,便一哄而上。有说他“谋反”的,还有说他有野心,想当天子的。这些“罪名”一下全扣到他头上。文帝相信了,发怒了,欲定高颎重罪。只因文帝此前接连杀掉了大将军虞庆则和上柱国王世积两位功臣,怕遭天下人对他杀功臣的非议,才没有立即杀掉高颎,最后只把高颖削职为民。

仁寿四年(年)杨广杀其父文帝杨坚,登上皇位宝座,他就是有名的隋炀帝。他刚上台,也标榜行“仁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而,隋炀帝却变得很快。“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莫闻其罪。”特别是炀帝“侈靡声色滋甚”和大兴“长城之役”这些重蹈前代亡国之君覆辙的昏暴行为,使高颎等人最为担心。于是,他上疏直谏,炀帝不理。直谏不听,还得陈述,但当他与同僚私下议论时,只因说了一句“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的话,竟“为人所奏”。炀帝见奏大怒,以诽谤与攻击朝政罪,将高颎处斩,并祸及家属。这位功劳卓著、执政近二十年的一代名相,竟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高颎自认为对隋王朝一片忠心,忧国,忧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君。但是,“伴君如伴虎”,他为官虽然十分小心谨慎,唯恐获罪,但由于独孤皇后的谗言,文帝的猜疑和炀帝的拒谏,他却未能逃脱古代暴君黑暗、专制统治下直臣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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