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公元前年，汉文帝元年，本来是新君登基普天同庆的日子，不料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本来就对继位就心有余悸的汉文帝不得不昭告天下，“四方毋复来献”。华丽的开端却是以禳灾、救灾的忙碌混乱而草草收场。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先秦的书籍中，有很多类似的话语。因存在潜意识中的这个警示，造就了汉文帝体恤民情、节俭仁爱的执政风格，为汉朝的全面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自信也成为汉民族文化成型的重要标志。
刚继位的汉文帝尚属于筚路蓝缕的奠基阶段，根本无暇思考继位之年这场地震与江山社稷之间看似偶然又非常巧合的灾难，是否有着有机联系和必然结果。在科学认知有着极大局限的汉代，汉文帝似乎有着某种意识上的觉醒和行为上主观的自觉，但这种思想和行为深层次的理论肌理汉文帝并不清晰，无法用书面语言将其表述为必然，更无法用逻辑的力量来揭示其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永恒力量。
汉文帝当然不会知晓，就在他登基的这一年，位于广川（今河北省景县）的一户郡望迎来了弄璋之喜，董仲舒的诞生使董家上下沉浸在喜庆之中。朝廷执行修养生息政策，结束了秦王朝时期的繁重赋税，通过40年两代人的努力，经济的持续好转推动了人口的增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进一步固化。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一部分社会中下层人士逐渐富裕，从繁重体力劳动和求生需求中解放出来，再不需要依附强势政治实体，而有能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董仲舒家就是一例。休养生息政策给其家族带来的殷实家产使他能够全心的投入学习中。从吕后开始，国家对秦朝政策开始大规模的修正，一批先秦诸子百家书籍开始解禁，藏书成为小康之家向精神富足过度的标志。董太公本身也是读书人，家中书籍汗牛充栋，给了董仲舒良好的学习环境。
年少的董仲舒天资聪颖，经常手不释卷。传说董太公怕他过分读书而伤了身体，特意给他建造了一座花园，亭台水榭一应俱全，但董仲舒居然三年没有踏足花园而是埋头读书。在众多的经典中，董仲舒尤其喜欢《公羊春秋》。《公羊春秋》是《春秋》经著名的三传之一，由齐国人公羊高编著，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极大的想象力对历史运行规律做了充分的挖掘探讨，主张用积极变化的眼光来审视时代的变化。
《公羊春秋》的观点让董仲舒的思想穿透小园的封闭进入广阔的宇宙之中，从万物自生的规律转移到社会实践中，董仲舒的理论也随着年龄增长和讲学的增多而逐渐丰满起来，渐渐地将阴阳家的形而上的宇宙观和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系统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以儒家宗法思想为核心，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四位一体的帝制神学体系，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和“大一统”的理论回答了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和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终结了始皇帝以来穷兵黩武的唯军事论，如同清澈悦耳的高山流水，为惶恐的社会注入心灵的慰藉。
今人并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对古人妄自菲薄。董仲舒的观点对当时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大一统的学说被社会广泛认同。一方面由于数百年的兼并战争破除了原住民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们能够在更宽阔的视野中寻找更适宜自己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大一统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空间更倾向于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需求，特别是有利于社会中坚力量的巩固发展。
先天反对战争，极力维护当前较为仁德的统治阶层，主动寻找理论依据强化和渲染现行的国家政策，并高调强调强势集团必须让利于下层民众，在动态的演进中，形成固实的社会伦理关系，从而实现持久保全自己既得利益的目的，成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当时读书人共有的特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年，董仲舒带着他的政治主张作为治国方略递荐给了朝廷，并作为全国各地举荐来的贤良代表接受了汉武帝的三次天人策问，其谈话内容被记录在案整理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奠定两千年文化核心和理论基础的经典大作：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汉武帝一开口便从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一治一乱的根本性问题：五帝三王之道，圣人在即可行，圣人不在即灭；圣人流传的礼乐都在，但是圣人之道却式微了；五百年间仁人志士都愿意恢复五帝三王之道，但是收效甚微。产生这样的原因是“守文之君，当涂之士”解读错误操作失误所致还是“五帝三王之道”映射的“天道”不可复返。如此，“夙兴夜寐，务法上古”的努力又有什么用?
很显然，汉武帝的需求并非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权宜之计，而是希望求解兴亡治乱的历史密码，并能有效解决国家现实问题。当年汉高帝定都咸阳，更名长安，就是取长治久安的良善愿望。汉武帝在历经八十余年的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中提出此问题，是人文历史中最具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政治哲学中敏感性思考，也是先哲没有具体归纳和完整回答的关键所在。
世道的盛衰到底是应归之于天命，还是归之于人事，对于新兴的汉朝廷来说具有着重大意义，不仅强烈支撑着最高统治者的执政信心，而且还能向包括七国故旧、异姓王、刘氏王族在内的贵族势力等反动派们抨击刘氏政权以及继任者的合法性给予毁灭性的还击。
尽管秦嬴氏和刘氏政权更迭的合法性在高帝和文景二帝时候已经有效解决，但宗族内部的争斗才刚刚开始。在高帝时期，为了调和七国故旧与刘氏对夺取天下利益分配的矛盾，高帝并未完全采用郡县制，而是结合分封采用了郡国制。郡国制在执行初期为稳定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使宗族内部分化提供了有效出口。景帝三年，公元前年，吴王刘濞就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的七国之乱，便是这种制度弊端的集中表现。
从高帝开始至汉武帝，汉朝已经历经七代，众多的王族分散在各地享有者高度的域内自治权和军事管理权，汉武帝不知他哪个行为会触碰这些王公贵族脆弱的神经而成为失控状态。尽管七国之乱在周亚夫的军事镇压下很快平复，但是汉武帝担心他治下的这些王公封地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诸侯王们骄奢淫逸，有时居然公然对抗朝廷政令。
为此，汉武帝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公元前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即汉武帝刚刚登基的第二年，顶着垂帘听政的窦太后强大压力，以先帝功臣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论基础上，强势颁布了推恩令，以雨露均沾的形式，分化瓦解诸侯王的势力范围，将各地王族的权利逐渐消弭于无形。
推恩令实施破坏了夏、商、周以来的宗法制，将拥有继承权的大宗范围扩大，等于变相剥夺了嫡长子的绝对地位，形成长子、次子、三子均分财产和权利的格局，形成爵位等级的有效降格。长期以来，财产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继承权一直由嫡长子掌控，其余丧失此权利的儿子们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顺序降次继承。如公爵的非嫡子所继承的爵位为侯爵，而他们的儿子之间也只能有一位嫡子继承侯爵位，其他非嫡子则继承伯爵位；至子爵位时，非嫡子们便“五世而斩”，沦为庶人了。
孔子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便是指这些非嫡子们，意即他们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会产生思想不恭、行为不轨的冲动。汉武帝用阳谋的方式，名义是施德惠，实际上化整为零，将大国逐渐分解，最终降为平民。推恩令的出现，使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结束了“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的危局。
抑于时代的局限，推恩令在颠覆宗法制度的前提下，汉武帝背负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不仅惧怕天道规则的惩罚，降临在他身上，更惧怕这种惩罚祸及汉家江山。在汉武帝统治前期，各种天灾异象频繁出现。据《汉书》记载：
建元二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九月丙子晦，日有蚀之；
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建元五年，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越是灾难，越要寻求心理的强大安慰和行为上的道德指导。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示，汉武帝本人特别迷信，“尤敬鬼神之祀”。精神上的空虚，使他的行为章法更加无助和无奈，帝王高高在上前呼后拥的权力展示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精神独行和命运豪赌——或者千古一帝，或者千夫所指，天下难容。
因此，汉武帝急不可待的连续发问几乎让董仲舒难以答复，但他很快就发现汉武帝的藏在心里的顾虑，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将他生平所知的“天人合一”理论密不透风地全部抛给汉武帝，在两千年前的汉家皇宫中振聋发聩：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
董仲舒否定了世道的盛衰由上天注定，同时强调君王的行为会导致上天分别做出“祥瑞”或“灾异”的反应。上天对君王是极尽仁爱的，会用各种方式保护君王。即便君王有错误，思想有偏差，但也不会招致瞬间的身死亡国，而是以由潜入深的警示，不厌其烦地提醒君王改正。
天是有意志和脾气的，但天却是按照人的行为来表现态度。同道家“天地不仁”的思想相左，董仲舒用浓重的情感色彩来分析客观世界，强化了天人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将这种联系用更为巧妙的思想改造，将决定性因素再次回归到人的自身修为之上：学帝王之道，建不世功业。
继而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更改现状的三项举措：正君心、立教化和进一步改革，即“更化”，寻找更多的民众支持：“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任德教而弃刑罚。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董仲舒说完，长长舒了一口气，至此“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方案摆在了汉武帝的龙书案上。
汉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正统和主流思想就这样碰撞而成，大一统的观念开始融入了民族血脉，并使其在面临每一次民族危亡关键时刻，都能迸发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助推民族化险为夷，让他的子民们们生生不息。
这个选择，让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变得异常强大。（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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