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年5月20日，新冠肺炎全球确诊总数已经超过万，死亡人数接近万。
疫情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不亚于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历史上也发生过多起瘟疫的大流行，比如雅典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美洲大瘟疫等等，但是像这样波及范围之广，对人类社会整体影响之大的疫情，可以说这是最大的一次，本世纪初的非典跟它相比也是相形见绌。
黑死病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次的瘟疫流行，其中就有这样一次，由一个特殊的人群携带着足以毁灭一个王朝的瘟疫，传遍了王朝的大部分国土，最终将这个王朝彻底的抹杀，这就是明末鼠疫大流行。
文章写到这里，我相信有些看官已经准备开喷了。且慢，收起您即将开动的手指，听文某人慢慢道来。
首先，我这个标题里最引人争议的可能就是“流氓”两个字。提到流氓这个词，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另外几个知名形象——混混、街溜子、痞子无赖、衙内李会长还有华子。但是这个词的真正来源却很少有人了解。其实单纯查阅相关现代汉语词典的话，基本意思也就是上面几种解释。但是这个词的来源却是隐藏着一段普通劳动人民和社会底层阶级的辛酸血泪史。
“流氓”一词见诸文献的最早出处是在同治二年（）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美法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同时期天津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也有一首诗：“清晨步街市，见有流氓在，褴褛行复行……”此处的流氓很明显就是指的流民。
我们汉字的严谨性和思想性不用我过多赘述，在座的看官我相信一定也有精通者。“流氓”这两个字我们回到它的词根看“流、亡、民”，很明显就是说的流亡民众，最早就是称呼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逃亡的奴隶。在古代这一类人一般被称之为游民、流民，历朝历代流民们都是统治者最为忌惮的群体，因为他们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是潜在的反叛者。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将流民视作洪水猛兽，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群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素质，只会给官老爷们惹事的“街溜子”。所以政府会设置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此限制人口的流动，防止流民的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恶吏豪强无休止的土地兼并、天灾人祸等因素下，失去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不可能原地等死。所以流民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政府无力管控的。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等起义军都是源自于这一特殊的流民群体。
有的看官开始说了：“闯王是流民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小孩子都知道，还用你在这给我们科普？”您且放下刀，我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说你知道的这段历史。还记得吗？我的主题是“疫情”。
好了，书归正文，相信在我们传统认知里都是认为明朝亡于满清的外压和李自成的内反，这也是我们的传统历史观点。但是近年来又兴起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观点，那就是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和地球地理历史的宏观角度去看待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的宏观历史观。有所涉猎的看官应该都看过“明朝毁于最近一次的小冰川期”，相关的文章有很多，后期我也会单独讲。目前来看这还是比较客观的分析，单单是满清和李自成，其实哪一方都没有单独灭亡明朝的实力。天灾人祸是一方面，其实单看明朝后期的明军战斗力，最起码能拿得出手的还有诸如关宁铁骑这样的强悍战力。如果你真的细心去翻阅史书，寻找关于“人”的线索，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现实，创造和改变历史的不只有地方将相，还有最最关键的——一群百姓、一名小兵。是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相信大家前几年都听过或者看过这样一部影视作品——《大明劫》，讲述的是年，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一个草根大夫吴又可在这段历史里的所作所为，吴先生的著作《瘟疫论》，直到今天都在为我们的抗疫事业做着贡献。但是真实的历史上，吴先生能做的努力确实改变不了这个王朝的命运。瘟疫最早出现在山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如果控制得当，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但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是自顾不暇，流民的泛滥加速了疫情的传播速度，扩大里疫情的传播范围，无奈，这是这个王朝自己种下的果。致命的打击来自于帝国的心脏——京师。
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崇祯十七年（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17年4月，北京这座被鼠疫折磨了超过1年的帝国京城早已元气大伤。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鼠疫死亡过多，正所谓“大疫军死者众”，而京军的2.7万匹战马，也只有1千匹可以骑乘，京军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北京内外城墙15.4万个垛口，只能由5万名羸弱士兵据守，这些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士兵们全都身体虚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
这样的京师，这样的天下，莫说崇祯，就是洪武大帝再生，是问，何为？
当然，李自成也未能幸免，虽然李自成的军队后来已经对瘟疫有所控制，但是这也对后来和满清的决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疫情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因为辉煌的历史传承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一定会帮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坎坷，我们曾经是这样，现在直至未来都会战胜他们，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屈和伟大！
文章资料取材：《清史稿》、《明史》、《明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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