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更为可贵的是他忠实的记录了历史。
史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他的文章向世人展现了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在他笔下一个个沉睡多年的生命又重新鲜活起来！他的文章行之文优美，叙事之生动，谋篇布局之精巧实在令人叹服。难怪鲁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看来“文章西汉两司马”绝非浪得虚名。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文学功底呢？这得从父亲为他请的的两个家教说起。
司马迁世居夏阳，他出生在在陕西韩城县南方约十公里远的的芝川镇，离龙门山很近。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在家乡，他的少年时光是在半牧半读中过来的。后来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那会他才八九岁的样子，当时司马迁的父亲在朝中担任太史令。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当时在京城担任侍中的儒学大师孔安国。
孔安国那可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学问家。
孔安国(约公元前年-前74年)：西汉鲁人。
字子国，孔子第10世孙。年少时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武帝时，
任博士，官谏大夫，临淮太守。学识渊博，尤为擅长经学。
据传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凡数十篇，皆蝌蚪文字，当时人皆不识，安国以今文诵之，又奉诏作书传，谓之《古文尚书》。
意思说得很明白，汉鲁恭王刘馀要扩建宫室，看好了孔子故宅那块地。在拆除孔子故宅时，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共几十篇。当时没人有认识，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读给大家听，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后来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还曾多次向孔先生请教。后世尊孔先生为先儒。
孔安国非常喜欢司马迁，经常是“子长（司马迁的字）长，子长短”的挂在嘴边，对司马迁的学业要求也很严格。
孔安国可以算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
事有机缘巧合。稍后不久，也是在长安司马迁有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另一位儒学大家师董仲舒并有幸成为他的门生。
董仲舒（公元前年－前年），广川（河北省景县西南部,景县、故城、枣强三县交界处）人，西汉著名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经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尤善讲授《公羊春秋》。
建元六年，窦太后驾崩，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前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吸“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深得汉武帝的赞赏。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之久。
当时作为博士、中大夫的董仲舒正在长安“开馆授书”。前来求学的人多，一时门庭若市，简直快要把董家门槛挤破了。说董仲舒是开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祖师爷那一点也不为过，（比孔老夫子当年的规模可大多了），当年他“办班”的火爆程度远胜于现在的“新东方”。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人们都以自己的孩子能受教于董先生门下为荣。由于入学的门槛实在太高，父亲司马谈不知动用了多少资源，托了多少关系，费了多少口舌。在父亲司马谈眼里董先生传授的《公羊春秋》是当世最博大精深的。
董先生授课有多牛？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是说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太多了，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不要以为先生开班，董先生就天天亲自给你上课，想都别想。告诉你吧，有人甚至学了好长时间连董先生的面都没见过。不过司马迁不同，他毕竟是董仲舒非常器重的学生，经常能得到董先生的提点。
董先生治学有多认真？
“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董仲舒治学足不出户，三年间不曾到屋旁的园圃观赏，他治学心志专一到了如此程度，不免让人感叹。
董先生的举止多有“范儿”？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董先生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无一不合乎礼仪的矩度，学生们都师法他敬重他。
董仲舒可谓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
在那一时期，司马迁师从孔先生研读《尚书》;师从董先生学《春秋》。能有这么两位经学大咖做家教，再加上年少的司马迁聪敏好学又非常知道努力，他的文学水平想不精进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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