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医院八楼活动室墙上的心愿贴。本社记者潘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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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医院（以下简称“衡水七院”）八楼活动室的墙上有一个便利贴围成的“心愿墙”，这些变黑、卷边，看似有些年头的便利贴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回家的心愿——“想你了”“想回家”“想爸爸妈妈”“想家人团聚”……
写下这些心愿的人叫小棉、海民、顺花、太阳宫……是北京市民政局托养在这里的部分长期滞留人员，他们大多患有精神、智力障碍，滞留在北京的时间至少超过3个月，最长超过18年。帮这些长期滞留人员找家，是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寻亲专班”的主要工作。自年以来，已有名长期滞留人员寻亲成功，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人的回家之路，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以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寻亲专班”为主导，衡水七院的医护人员，湖南、安徽、河北等地的爱心民警，救助机构均参与其中，不断完成一场又一场“寻亲接力”。
尼它，回家
7月22日上午将近7点，拉木才让乘坐的T列车本该到达石家庄北站，但受天气影响，列车已晚点接近两个半小时。
拉木才让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益哇镇中心小学的老师，这次从家乡迭部县卡坝乡到衡水七院，是要带没出过远门的叔叔道杰日青、仁青以及姑姑冷木草，接走失17年的叔叔尼它回家。
但此行充满波折。一行四人头一天早上七点多就从卡坝乡出发，到县城坐汽车前往哈达铺火车站后转车到兰州，再从兰州坐火车到石家庄，然后转车到衡水。原定约24小时的路程，硬是走了28个小时。
28个小时，显然与尼它离家的日子无法比拟。
年9月，24岁的藏族青年尼它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一家人找了很多年，渐渐有些“死心了”“以为他不在了”。
尼它走失的时候，拉木才让16岁，叔侄俩的年龄相差8岁。在拉木才让的记忆里，叔叔虽然不爱说话，但很喜欢他，常把身上的零钱塞给他花。
今年7月9日下午，拉木才让接到妹妹的电话，得知叔叔尼它找到了，他觉得像在做梦。
在“尼它回家群”里，列车晚点的消息也揪着每个人的心。好在尼它不用跟着着急，对于家人的到来一无所知的他，当天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
衡水七院院长助理、副主任护师张士巧说，尼它患有精神障碍，虽然经过两年多的康复治疗，情况已趋于稳定，但为了避免他受到刺激，也为了防止发生其他意外，“不到最后一刻也不敢跟他说”。
认亲工作虽然是瞒着尼它进行的，但该给尼它返家准备的东西一样没落下。考虑到尼它回家的路途较远，每天必吃的药物，平常负责照顾尼它的护士王丽备了两天的分量。担心尼它没有回家穿的便服，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督导检查科工作人员曲瑞特地从北京给尼它带来衣服和鞋袜。尼它返家后的生活也被考虑在内，北京市民政局提前拟好给当地政府的介绍信，方便尼它返家后恢复户籍并纳入当地救助体系。
当天11时48分，双方团聚。17年后的今天，尼它从24岁的小伙变成41岁的中年人，“变化有点大”，但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尼它和他们都是一家人的长像：细溜高挑的身材，高鼻梁、高颧骨……一家人围上前抱着尼它哭，道杰日青和仁青还用额头抵尼它的额头和眉心。拉木才让说，这是藏族同胞表达思念和亲昵的方式。
拼凑出家的方向
一个月前，尼它还不叫“尼它”，他有一个叫了两年半的名字，“西红门”。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是两年半前尼它被救助的地方。年元旦，西红门派出所民警发现“语无伦次、无法沟通”的尼它，将他送到北京市医院救治，同年4月11日转入衡水七院康复治疗。
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主任赵书阁介绍，北京市民政部门每年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有2万余人，其中精神障碍患者余人。因为精神、智力障碍或聋哑等原因，每年大约有人因无法查明身份滞留在北京。自年到年底已有人。
这些长期滞留人员大部分无法正常交流，也没有身份信息。为了帮他们找家，方法试了一个又一个。
年3月，受人像比对技术用于公安部门破案的启发，“寻亲专班”开始运用人像比对技术为长期滞留人员核实身份。
“人像比对并不能马上核查出身份，而是先通过系统初步筛选出20张相似度高的照片，再以人工核对方式核定身份。”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张正中介绍。
这次尝试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一次比对，就从3万多张高相似度照片中核定身份并寻亲成功人。后续又进行的第二次、第三次比对中，又成功甄别身份余人。
通过人像比对寻亲的同时，DNA比对、科技寻亲、人工问询等方式也在同步进行。
人工问询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通过人工问询获得有效信息后，再结合头条寻人、公安大数据平台人像对比、户籍检索等方式进行精准查询。
尼它的成功寻亲，是“寻亲专班”在DNA比对、人像比对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利用人工问询和科技寻亲方式成功寻亲的一个缩影。
家的方向是一点点拼凑出来的。张士巧说，精神、智力障碍者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有限，想要从他们嘴里获得有效信息，常常要花费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仿佛在大海捞针，常常感觉像是在碰运气”。张士巧说，患精神疾病的人虽然经常胡言乱语，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依然有着过去生活的印记，这些印记可能夹杂在胡言乱语里，却是打开他们回家之路的“钥匙”。
尼它说出自己的名字是“意外收获”。王丽说，尼它刚入院时，“问话不答，只会摇头或点头示意，不愿与人接触，也不愿意进食”，只能用静脉输液或鼻饲保证他的营养摄入。今年7月初，工作人员和他聊天时，他突然说自己叫“尼它”，但是问他家在哪里，又不愿再说了。
7月8日上午，张正中和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督导检查科科长琚敏从北京赶到衡水七院，对尼它再次进行询问，又得到一个关键信息，尼它说他的家在甘肃卡坝村。
“尼它”“甘肃”“卡坝村”……这些零碎信息为尼它的回家之路找到了突破口。接下来就像一场“寻亲接力”赛，不断推进尼它的回家之路——
当天15时37分，张正中联系上甘肃省定西市救助管理站，该站提供了甘南州迭部县救助站站长考次力的联系方式。
15时49分，张正中与考次力取得联系，考次力用藏语与尼它直接对话，得知尼它是甘南方向的藏族人。
16时23分，整合后的有效信息通过“头条寻人”方式向甘肃省甘南州精准推送。
7月9日上午9时44分，经过考次力的进一步查询和核实，获得尼它的准确家庭信息。
10时20分，张正中接到尼它侄儿沙九的电话，时隔17年，尼它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寻亲成“痴”
像尼它一样能准确说出姓名和家乡的长期滞留人员少之又少，更多的是模糊的名字、地址。这对通过公安大数据平台协助查找受助人员信息的民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52岁的王曙是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的教导员，也是一名公益寻人志愿者。三年前，王曙开始协助衡水七院开展受助人员的信息查找工作。
“大部分精神、智力障碍人员由于无法确切说出具体、准确的信息，有时可能需要对一两千条相似信息进行甄别和筛查，这个过程相当艰难和耗时。”王曙说。
今年4月，王曙受托协助查找受助人员苟艳春的家庭信息，但她只能说出自己的父亲叫“苟玉强”。
王曙通过公安大数据平台查询后发现，全国叫“苟艳春”的人超过人，叫“苟玉强”的超过人。推算“苟玉强”的年龄缩小范围后仍有超过人。多条信息，每一条都要核对，“查了6个多小时，倒数第二个查到了”。
“当时欣喜若狂，幸好没有放弃，如果放弃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王曙说。
“问出的每个信息都很关键，多一个有效信息，就能缩小搜索的范围，更能增加成功的机会。”今年56岁的马义民是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公安局民警，也是协助“寻亲专班”查找受助人员信息的爱心民警。
在马义民看来，查询寻亲信息是一种“碎片化”搜索，“就像一张被撕碎的纸，每一个有效信息就是一片被撕碎的纸，通过信息查找，把这些碎纸一点点拼凑起来，组合到一定程度就能找到。”
实际上，不管是衡水七院的护士还是参与信息协查的爱心民警，他们做的事已经远远超过本职工作的范围。
张士巧形容自己是寻亲成“痴”，睡前查看各种寻亲群和寻亲网站的消息，成为她每天的习惯。
“作为精神科护士，原先想的是怎样治好他们的病，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接触到这些人后，能够帮他们找到家。”张士巧说。
而对于王曙和马义民来说，协查工作只能在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外，挤出休息时间完成。
家有高考生的王曙这两年与儿子的作息时间几乎同步：早上6点起床，六点半到办公室开始协查工作，下午5点下班后继续工作到10点回家。
马义民则把下班后固定的四五个小时用来处理各地救助站发来的协查请求。“我多查一分钟，多看一条信息，就能多一家团聚。这个团聚可能是家属们想尽一切手段都无法做到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还有人
尼它的成功寻亲，使得北京市民政局托养的长期滞留人员又减少了一个。截至记者发稿前，这些人员由年初的人降为人，也是三年来首次降到千人以下。
张正中说，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在传统的人像比对及DNA比对无果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办法帮他们找家，“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试一试”。
语音识别加实地试送就是一种看似“非常规”，但成功率很高的方法。
侯秀军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救助站站长，从事寻亲工作已有33年。近三年，侯秀军也协助“寻亲专班”开展寻亲工作。
与常用的人像对比和DNA对比等寻亲方法不同，侯秀军的寻亲方法听起来有点特别——听音辨位。“人的口音是最不容易变的，也是最真实的。”侯秀军的寻亲方法是通过研究全国各地各大语系和方言，确定受助人员所说方言的地理范围，再与当地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及爱心志愿者联系，核实确定受助人员的具体信息。
患有精神障碍的王雷（化名）7年前被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站救助，后转入衡水七院托养治疗。王雷曾说自己是河北省景县王瞳镇人，但说不清是哪个村。向该地定点发送的“头条寻人”信息没有反馈，当地政府也表示没有丢失人员。
今年3月23日，张正中和琚敏、侯秀军在日常问询时又获得关键信息，王雷称家附近有一个叫“景州塔”的景点。侯秀军确定王雷是河北沧州、衡水一带口音，而景州塔就位于衡水，他们决定实地试送。
第二天，一行人先根据王雷的表述走访王瞳镇派出所等地，但没有任何结果。后来与附近餐馆老板的沟通中，王雷又主动说出自己村里有一个叫“三条街”的地方，餐饮老板判断王雷有可能是王官店村人，主动联系在该村的朋友打听情况，最终联系上王雷的家人。
首次实地寻亲成功是寻亲工作的又一转折点。张正中介绍，目前通过实地寻亲方式已经成功寻亲34人。“对于受助人员‘无户籍、无身份证、无精准返乡送达信息’的情况，将会继续采用试送方式寻亲。”
对于所有参与“寻亲专班”工作的人来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资源”，帮剩下的名受助人员找家，是待攻克的最终目标，也是所有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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